一九零二年 这件事在吕贝克也会成为一个小小的事件:我这个中学生为了去磨坊门或者沿 着特拉维河岸边散步,特意买了我一生中的第一顶草帽。不是那种柔软的毡帽,也 不是圆顶硬礼帽,而是一种平顶的黄得像蒲公英一样闪亮的草帽,它刚刚流行起来, 文雅的名称是直接用法语“Canoier ”,通俗的叫法就是德语的“圆锯帽”。女士 们戴的是有装饰花边的草帽,仍然还要束腰,长时间地把自己箍在用鲸骨褡支撑的 紧身胸衣里;只有少数女士大胆地穿着透气的新式宽松连衣裙出现在卡塔林纳文理 中学前面,惹得我们这些高年级学生放肆地嘲笑她们。 当时有许多新的东西。例如:帝国邮局发行了全德统一的邮票,上面印着身穿 金属护胸的日耳曼女神的侧面像。因为到处都在宣扬各种各样的进步,许多戴草帽 的人也显得对未来充满好奇。我的草帽也经历了一些事。当我惊奇地观看第一艘齐 柏林飞艇时,把它推到了脑后。在尼德雷格尔咖啡馆,我把它和刚刚印刷出来的强 烈地刺激了市民思想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本书放在了一起。然后,我作为大学 生戴着它穿过刚刚开放的哈根贝克动物园,观看那些露天饲养场里的猴子和骆驼, 那些骆驼和猴子也傲慢地贪婪地看着戴着草帽的我。 在击剑场上拿错帽子,在阿尔斯特咖啡亭压根儿就忘了它。有几顶草帽多次领 教考试时大汗淋漓的痛苦。一次又一次,最后终于到了该买一顶新草帽的时候,只 有在女士们面前我才热情洋溢地或者只是漫不经心地脱下草帽。很快我就把它斜戴 在脑袋的一侧,就像裴斯·凯登在无声电影里那样,只不过没有任何东西使我情绪 悲伤,任何一点理由让我开怀欢笑,以至于我在哥廷根的时候就很像哈罗德·劳埃 德,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在电影里戴着草帽活蹦乱跳地挂在钟楼的时钟指针上,样 子滑稽可笑,在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之后,我戴着眼镜离开了那里的大学。 回到汉堡以后,我是许多戴草帽的你推我挤地观看易北河隧道通车典礼的男人 中的一个。我们戴着“圆锯帽”从商业区涌到仓库区,从法院涌到律师事务所,当 世界上最大的轮船,北大西洋快速汽船“皇帝号”驶离港口,开始处女航的时候, 我们挥帽示意。 经常都有挥帽示意的机会。当我手挽一位后来嫁给了一位兽医的牧师的女儿, 在易北河岸边的布朗克内泽散步的时候,我不记得那邮春天还是在秋天,突然刮来 一阵风,卷走了我的这件轻盈的头饰。它翻了几个滚儿,像帆船似地滑行。我徒劳 无益地跟在后面追赶。我看着它顺流而下,无论伊丽莎白怎么安慰,我仍然感到非 常难过,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她是我的爱情的归宿。 先是初级候补公务员,然后又是中级候补公务员,我有条件给自己买了几顶质 量更好的草帽,在这些草帽的皮革防汗衬圈上面压印着制帽公司的名称。这些草帽 一直很流行,直到成千上万头戴草帽的男人在大大小小的城市——我当时在施末林 的高级法院——分别聚集在一名宪兵的周围,他在夏末的一天,站在马路当中以皇 帝陛下的名义向我们照章宣读:进入战争状态。许多人把他们的“圆锯帽”扔向空 中,体验了从那种沉闷无聊的平民生活中得到解脱的经历,自愿地——不少人是永 远地——把黄得像蒲公英一样闪亮的草帽换成了军灰色的头盔,又被称作尖顶头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