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 任命的消息让我们感到非常意外,中午,我正和年轻的同事贝恩特在画廊里吃 点心,有意无意地听着收音机。其实,我也并不感到意外,在施莱歇尔辞职以后, 一切都指望着他,也只有他合适,即使是老态龙钟的总统也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权力 欲。我试图开一个玩笑表示对此的反应:“现在这个曾经当过画家的油漆匠将会给 我们带来幸福。”但是,平时对政治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毫无兴趣”的贝恩特, 却认为他个人受到了威胁,大声喊道:“离开!我们必须离开!” 虽然我嘲笑他的过分敏感,但是我同时也觉得我的预防措施是很正确的:早在 几个月之前,我就把一部分绘画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去了,由于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 他将夺取政权,这些绘画可能也会被认为名声特别不好:基尔希纳的画,佩希施泰 因的画,诺尔德的画,等等。只有出自大师之手的,还有几幅留在画廊,如后期的 几幅色彩艳丽的花园风景。它们肯定不属于“堕落”这一类型。他唯一受到威胁的 是,他是犹太人,他的夫人也是,尽管我试图说服我自己和贝恩特:“他已经八十 多岁了。他们不敢加害于他。充其量,他将不得不辞去艺术学院院长的职务罢了。 反正,要不了三四个月,这种鬼名堂也就结束了。” 然而,我的惶恐一直没有消失,甚至有增无减。我们关了画廊。在我终于把亲 爱的贝恩特——他当然是泪流满面——安慰下来之后,在傍晚的时候,我动身上路。 车很快就几乎开不动了。我真应该乘坐快速火车。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支支队伍。已 经到了哈尔登贝格大街。他们六个人一排,向胜利大街行进,一支冲锋队紧跟着一 支冲锋队,目标明确。似乎是有一种诱惑在给他们指引方向,把他们领向大星广场, 那里显然是所有队伍的汇合地点。每当游行队伍被堵塞的时候,他们都在原地踏步, 焦急难忍,毫无耐性,但是从来没有停下脚步。这些被钢盔护带勒着的年轻的脸上 露出可怕的严肃神情。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挤来挤去,渐渐开始堵塞了人行 道。这种音调一致的唱歌超越一切…… 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赶紧溜之大吉,选择了穿过已经黑乎乎的动物园的那 条路,但是我并不是唯一选择支路小道努力向前移动的人。最后,在快到达目的地 的时候,才发现勃兰登堡门已被封锁,禁止正常的交通往来。我不记得当时向一位 警察说了些什么,全靠他的帮助,我才被允许来到勃兰登堡门后面的巴黎广场。我 们过去多少次满怀期望地驱车来到这里啊!这是一个多么高雅而且著名的地方啊! 多少次在画室里拜访大师!每次谈话总是充满智慧,有时也很风趣。他的那种用干 巴巴的柏林方言讲的幽默。 几十年来,他的家就住在这里,管家站在这栋大资产阶级的楼房前面,就好像 他正在等着我似的。“主人们都在屋顶平台上。”他说完就领着我上了楼梯。这时, 那种已经练习了好几年,就像是为了这一时刻精心组织的火炬游行大概已经开始了, 因为当我爬上屋顶平台的时候,人们正向走近的队伍发出欢呼。肯定是令人恶心, 这些乌合之众!然而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狂喊乱叫也使人感到激动。今天我也不得 不承认,确实很有魅力,尽管只有一场阵雨那么短暂。 可是,他为什么要和平民百姓卷在一起呢?大师和他的夫人玛尔塔站在屋顶最 靠外面的一侧。后来,当我们坐在画室里的时候,听见他说:他早在七一年就从那 儿看过从法国凯旋归来的军团穿过这个大门,然后是一四年的那些开往前线的还戴 着尖顶头盔的步兵,接着是一八年造反的水兵队伍的人城式,现在他想冒险从上面 再看上最后一眼。对此还可以再胡说瞎扯一通。 然而先前在屋顶平台上的时候,他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嘴里叼着一支已经熄灭 了的哈瓦那雪茄。两个人都戴着帽子,穿着冬天的大衣,就像是准备出门旅行。黑 暗之中,面朝天空。一对塑像似的男女。勃兰登堡门灰蒙蒙的,时而有几道警察的 探照灯扫过。这时,火炬游行队伍渐渐靠近,就像一条宽阔的由火山熔岩汇成的河 流滚滚涌来,因为遇到门柱而短暂地分开,然后又重新聚合,全无间断,不可阻挡, 气氛庄严,命运攸关,照亮了黑夜,照亮了勃兰登堡门,照亮了四辕马拉战车,照 亮了女神的头盔和胜利的象征;甚至就连我们站在利伯曼家的屋顶平台上,也被那 种令人讨厌的光芒所照射,同时也被数十万支火炬的烟雾和臭气所包围。 多丢脸啊!只是我不愿意承认,这幅景象,不,应该说这幅逼真的绘画,虽然 使我感到惊恐,但是同时也让我激动万分。从他那里产生了一种意志,看来人们正 在遵循着这种意志行事。任何东西都不能再阻止这种勇往直前的厄运。一股卷走一 切的洪流。假如不是马克斯·利伯曼说出了后来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作为低声细 语的口号流传甚广的那句话,那么,这种从下面四面八方传上来的欢呼,大概也会 诱使我喊出了一声表示赞同的“胜利万岁!”——即使只是试探性的。从这幅孕育 历史的画面,就像是从一幅巨大的油彩未干的历史油画,掉转目光之后,他用柏林 方言说道:“我实在吃不下这么多我想吐出来的东西。” 当大师离开他家的屋顶平台时,玛尔塔扶着他的胳膊。我开始寻找合适的字眼, 想说服这对老人逃走。但是,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不想迁居,甚至不可能去阿姆 斯特丹,我和贝恩特很快就逃到了那里。当然是带着我们喜欢的绘画,其中有几幅 是出自利伯曼之手,没过几年,瑞士才是相对安全的地方,即使这里并不怎么可爱。 贝恩特离开了我……啊……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