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 听我们的主人讲,一个飓风低压区正在从冰岛向瑞典方向移动。他听了天气预 报。气压骤然下降。预计会有十二级的狂风。“但是,不用害怕,伙计们,这座房 子顶得住任何狂风暴雨。” 在那个星期五,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 刚过了二十点,汽笛大作。就像是发 生了战争。飓风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整个岛屿。当然,这个露天剧场也让一些人格 外活跃。在前线的那些年头把我们训练得擅长参与,而且尽可能是在最前列。毕竟 我们都是专家,我也是。 不顾我们的主人的警告,一伙从前的战地记者离开了这座,正如向我们保证的 那样,不受任何气候影响的房子。我们好不容易才从老威斯特兰来到了沙滩,费了 很大的劲儿,蜷缩着身体,几乎是在匍匐前进,我们在那里看见了折断的旗杆、连 根拔起的树木、掀掉的芦苇房顶,供人休息坐的长椅和栅栏在空中旋转飞舞。透过 飞溅的浪花,我们预感到的要比我们可以看见的更多:像房子一样高的巨浪冲向小 岛的西岸。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次飓风引起的涨潮随着易北河向上,在汉堡,尤其 是在威廉斯堡区造成了什么后果:高出正常水位三点五米。好几处的堤坝决口。缺 少沙袋。三百多人死亡。联邦国防军投入了抗洪。有一个人在那里发布命令,防止 发生最坏的事情,他后来当上了联邦总理…… 不,济耳特岛上没有死一个人。但是,西岸被冲低了近十六米。甚至在岛上的 浅滩一侧据说也出现了“土地下陷!”就连凯图姆的峭壁也受到了海水的冲刷。里 斯特和赫尔努姆危在旦夕。火车已经无法经过兴登堡大坝。 在飓风减弱之后,我们看见了损坏的情况。我们想进行报道。这是我们学过的 东西。在这一方面我们都是专家。当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能够报道的只剩下损失 和破坏,最多还有坚持到底的呼吁还能受到欢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最后。我 写过东普鲁士的难民迁徙队伍,他们想从海利根拜尔经过结冰的泻湖赶到新呷,但 是没有人刊登我的这篇苦难的报告,更别说《信号》。我看见超载的船只带着平民、 伤员、党阀从但泽的新航道启程,我还看见三天后沉没的那艘“威廉·古斯特罗夫 号”。我对此没有写过一个字。当后来但泽所见之处全是处于大火之中的时候,我 也没有成功地写出一篇令人震惊的哀歌,我挤在溃散的士兵和逃难的平民中间艰难 地逃往维斯瓦河人海口。我看见如何腾空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犯人们只要是在前往 尼克斯瓦尔德的长途行军中幸存下来的,都被像牲口一样赶上平底驳船,然后又被 装上停泊在河口外面的轮船。没有写过一篇恐怖的散文,没有再次演奏《众神的末 日》。我看见了这一切,但是一个字也没有写。我看见,在腾空的集中营里留下的 尸体成堆地被烧掉,我看见,来自艾尔宾和蒂根霍夫的难民们带着全部家当住在那 些空荡荡的简陋木板房里。但是却没有再看见一个看守。现在来的是波兰的农民。 经常有人抢劫。一直还有战斗,因为维斯瓦河人海口的桥头堡一直坚守到了五月。 这一切都发生在最美丽的春季的天气里。我躺在海滩的松树之间,晒着太阳, 但是没有把一行字写在纸上,尽管所有的人都没完没了地向我述说他们的苦难,那 个失去了几个孩子的来自马祖里的农妇,一对从弗劳恩堡历经艰辛来到这里的白发 苍苍的夫妻,一位波兰教授,他是少数留下来的集中营犯人中的一个。我没有学过 描述这些。我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我就这样学会了隐瞒。乘坐最后几艘海岸巡逻艇 中的一艘,我逃离了危险,这艘海岸巡逻艇从希文霍斯特出发向西航行,尽管遇到 了几次深水炸弹的袭击,仍然在五月二日抵达了特拉维明德。 我现在站在这些同样是侥幸脱险的人中间,他们也和鄙人一样经过训练,只报 道进军和胜利,隐瞒其余的东西。我也和其他人一样试图记录风暴在济耳特岛上造 成的损失,一边记录一边倾听了那些水灾受害者的抱怨。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 们这些人毕竟是靠报道生活的。 次日,很多人都偷偷地溜走了。我们这些从前的同行中的老板反正都是住在岛 上名人住宅区的那些坚固的海滨别墅里。最后,我终于还是在开始下霜的有阳光的 冬季的天气里经历了一次无法描述的日落。 当火车恢复行驶之后,我也经过兴登堡大坝溜走了。不,我们再也没有在任何 地方见过面。 我的下一篇报道是在远离德国的阿尔及利亚写的,经过七年持续的大屠杀,法 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到了最后的阶段,但是它却不愿意停止。这说明了什么:和 平?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