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 虽然我当时不在伯尔尼,但是我从收音机里收听到舍费尔把球从边线长传到匈 牙利队的禁区,那天,在慕尼黑我的那间学生宿舍里,收音机旁边围满了我们这些 年轻的学经济的大学生。是啊,即使在今天,作为上了年纪却仍在勤奋工作的一家 总部设在卢森堡的咨询公司的经理,我感到仿佛看见被大家称为“老板”的赫尔穆 特·拉恩在奔跑中接球的情景。这会儿他一边跑一边正要射门,没有射,晃过了对 方两个上来阻截的队员,又绕过几名后卫,从十四米远的地方用左脚一记猛射将球 送进了球门的左下角。格罗西斯没有扑住。离比赛结束还有六七分钟,比分是三比 二。匈牙利队猛烈反攻。科克西斯长传到前场,普斯卡斯抢到落点。但是,进的一 球不算。抗议也无济于事。据说当时这位匈牙利人民军少校站在越位的位置。在最 后一分钟的时候,齐波尔控制住球,从七八米的地方射向球门近角,但是被托尼· 图雷克用双拳击出边线。匈牙利人又发了一次界外球。然后,林格先生就吹响了终 场的哨声。我们是世界冠军,我们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又回来了,不再是被打败的, 撑着雨伞在伯尔尼体育场载歌载舞,我们也在慕尼黑我的那间小屋里围着收音机怪 声怪气地高唱“在全世界高于一切”。 我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实际上是从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我的那些一九五 四年六月四日的英雄,不叫齐波尔或者拉恩,也不叫希德格奎蒂或者莫洛克,几十 年来我一直作为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从我的所在地卢森堡照管我崇拜的偶像弗里 茨·瓦尔特和费伦茨·普斯卡斯的经济利益,即使都是白忙一场。他们不愿意别人 帮忙。我的所有的民族主义没有得到利用,一直只是停留在消除障碍的铺路架桥的 工作上面。在那次重大比赛之后,这两个人立刻就成了死对头,因为这个匈牙利少 校硬说那个德国的足球运动员具有条顿人的狂妄自大,甚至还使用了兴奋剂。据说 他是这么说的:“他们踢球的时候口吐白沫。”直到一年之后,他这时已经和皇家 马德里俱乐部签了约,然而仍然被禁止在德国境内参加比赛,他终于勉强地写了一 封道歉信,因此,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阻碍瓦尔特和普斯卡斯之间进行一次业 务联系;我的公司也立刻就着手居间斡旋提供咨询。 白白辛苦了一场!虽然弗里茨·瓦尔特获得了勋章,被称为“贝岑贝格的国王”, 但是,他为阿迪达斯和一家香摈酒酿造厂做广告被估价过低,而且一直拿很低的报 酬,这家酿造厂甚至还获准用他的名字作商标,比如“弗里茨·瓦尔特荣誉饮料” ;直到他的几本关于国家队塞普教练和瓦尔特率领的十一名队员软磨硬缠得来的世 界冠军的畅销书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人,他才能够在卡尔斯鲁厄紧靠着古堡废墟的 地方建起了一家简陋的电影院,休息厅里还有代售彩票的小卖部。实际上收人很可 怜,因为这一行没有多少利润。他本来可以在五十年代初在西班牙交上好运的。竞 技马德里俱乐部派出了一个文件箱里装着二十五万定金的说客。可是,谦虚的而且 总是过分谦虚的弗里茨拒绝了,他愿意留在普法尔茨,在那里而且只是在那里当国 王。 普斯卡斯则完全不同。在流血的匈牙利起义之后,他留在了西方,他当时正和 国家队在南美比赛,他放弃了他在布达佩斯的一家经营很好的饭店,后来加入了西 班牙国籍。他和佛朗哥专制政权没有麻烦,因为他从匈牙利带来了一些与此有关的 经验,在匈牙利,执政党曾经把他颂扬为“社会主义的英雄”,就像捷克人对他们 的查托佩克那样。他为皇家马德里踢了七年之久,捞了好几百万,他把这些钱投进 一家生产意大利式香肠的工厂,“普斯卡斯香肠”甚至还出口到外国。同时,这个 食量很大而且一直在同超重抗争的家伙,还经营了一家品位很高的饭店,名字叫作 “普斯卡斯酒家”。 当然,我崇拜的这两个偶像他们都使自己走向了市场,但是他们却不懂得把他 们的利益绑在一起,也就是说作为双料产品出售。例如,把普斯卡斯少校的意大利 式香肠配上“弗里茨·瓦尔特的加冕”高级香按酒一起出售,但是,即使是我和我 的这家专门搞企业合并的公司,也没有能够促成这个来自布达佩斯郊区的从前的工 人子弟和那个来自普法尔茨的从前的银行学徒成为业务伙伴,让这个乡下的英雄和 那个世界公民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基础之上和解。两个人都怀疑任何形式的合并, 表示拒绝或者让人表示拒绝。 人民军少校大概一直还在认为,当时在伯尔尼不是越位在先射进的那一球,而 是被扳成了平局:三比三。他可能会认为,那个裁判,林格先生,是在进行报复润 为前一年匈牙利成功地在神圣的温布利体育场注定了英国的第一场主场失利:匈牙 利人以六比三获胜。弗里茨·瓦尔特的女秘书甚至拒绝接受我亲自转交的一份作为 礼物的“普斯卡斯意大利式香肠”,她不给一点情面地保护着那位贝岑贝格的国王。 这是一次我一直还在咀嚼的失败。也许就是因此我有时才会产生这个想法:要是裁 判在普斯卡斯射进那个球之后没有吹“越位”,我们在延长时间里比分落后或者输 掉了那场应该进行的复加赛,最后又是作为被打败的而不是世界冠军离开球场,那 么德国的足球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