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 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在电视机前体验一下双重身份?经过在两条轨道上奔跑 训练的人,当他在特殊的时机,部分地遇到他的这个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应该被 搞糊涂的。只不过稍微有一些意外罢了。不仅在艰苦的训练期间,而且通过实践, 学会了如何同自己,这个两种不同类型的我打交道。后来,在莱茵巴赫监狱已经关 押了四年,直到在漫长的审判之后根据地方司法部门的决定,才获准使用他自己的 那台电视机,意识到他的这种长期以来处于互相矛盾之中的存在,但是,在七四年, 作为拘留待审的人犯关在科隆一奥森多夫拘留所的时候,希望在牢房里有一台电视 机的愿望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毫无麻烦地就得到了满足,然而,在荧光屏上发生的 事情却在许多方面把我撕成了碎片。 不是当波兰人在滂论大雨之中踢了一场绝妙的足球的时候,也不是由于对澳大 利亚的胜利和对智利的平局,而是在德国与德国比赛的时候。向着哪一个呢?我或 者我向着哪一个?为哪一边欢呼叫好?哪一个德国赢呢?当施巴瓦泽踢进那个球的 时候,我立刻想到的是什么?我的心里有哪些内心冲突?哪一些磁力场在拉扯着我? 向着我们?不向着我们?因为每天上午都要用车把我拉到巴特戈德斯贝格去审 讯,联邦刑事调查局早就应该知道,这种或者类似的拉力试验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 陌生。其实这并不是拉力试验,确切地说是一种附加于两个德国法律地位之上的行 为方式,遵循这种行为方式是一种双重的义务。在我作为总理最信任的秘书,同时 也作为寂寞时的谈话伙伴,以双重的方式经受考验的期间,我顶住了这种内心的紧 张,体验到的不是内心矛盾,因为不仅总理对我的成绩非常满意,而且柏林中心方 面也通过联络人同样对我表示满意,由于我的工作,我受到了最高当局的表扬,就 是米萨同志。在他和我之间以富有成效的方式保持一致,这是肯定的,他把自己视 为“和平的总理”,我则作为“和平的暗探”履行我的使命。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总理的生平数据和他的秘书的时间表在和平这件事上非常和谐。各自都在勤奋地尽 职尽责。 但是,当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这场比赛六月二十二日在汉堡人民公园体育场 里的六万多名观众面前呜笛开始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心被扯过来拉过去。上半场 虽然都没有进球,但是,当矮小机灵的米勒在第四十分钟射中门柱,差一点就使联 邦德国比分领先的时候,我也差一点高喊“进了‘!进了!进了!”进入极度的兴 奋状态,差一点在我的牢房里为西边这个独立的国家领先而欢呼,当劳克干净利落 地晃过奥维拉特,在后来的比赛中甚至甩掉了耐策尔,差一点射进联邦德国的球门 的时候,我也情不自禁地想为另一方欢呼叫好。 经受的是怎样一种冷热水交替浴啊。甚至对乌拉圭裁判的裁决,也带有偏袒的 评论,一会儿是偏向这个德国,一会儿又偏向那个德国。我感到自己没有原则,也 就是说,分成了两个部分。然而,每天上午,当刑事警官费德劳审讯我的时候,我 则毫无例外地能够坚持预先确定的供词。是有关我在特别左的社民党黑森州南方支 部的工作,在那里人们对我的评价是一个虽然工作勤奋、但是思想保守的同志。我 愿意承认自己属于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更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右翼。我看见在我的面 前放着我的那些被没收的照相器材。降低在这种案子上的兴奋,说明早年作为职业 摄影师的工作经历,指点去参见那些度假时拍的照片,这种保留下来的业余爱好。 然而,接着又出示了我的那架功能齐全的超八毫米窄软片摄影机和两卷反差极大和 感光度极强的电影胶片,据说,适合于“专门的间谍活动”。说实在的,这并不是 证据,充其量只是一种间接证据。因为我成功地坚持了供词,所以总是安安心心地 回到牢房,高兴地期待着比赛。 这边和那边,谁都不会想到我是一个足球迷。在此之前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于尔 根·施巴瓦泽在家里为马格德堡踢球。这时,我经历着他,看见他在第七十八分钟, 接到哈曼的传球,用头把球停在面前,带球晃过福格茨这个顽强的小伙子,又摆脱 了赫特格斯,用力一脚将球射进了球门,迈耶尔扑救不及。 德国一比0 领先。哪一个德国?我的这个德国还是我的那个德国?是啊,我虽 然在牢房里大叫“进了!进了!进了!”但是同时也为另一个德国比分落后而痛心。 当贝肯鲍尔试图重新组织进攻的时候,我又为联邦德国的十一名队员鼓劲加油。对 于这场比赛的结局,我在一张明信片上向我的总理表示了我的遗憾,使他下台的当 然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大概是诺瑙,站在最前面的是维纳和根舍,以后逢年过节和 十二月十八日他的生日,我总是给他寄明信片。但是他从来没有回过。可以肯定, 他也是以混合的感情经历了施巴瓦泽进的这个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