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 也是普普通通的一年吗?或许时间像铅一样的沉重,我们已经在自己的叫喊声 中失去了听觉?我的记忆是模模糊糊的,充其量只能想起几次没有目的的骚动,因 为当时在我住的房子里,不管是在弗里德璃还是在施多尔河畔的维威斯弗莱特,家 里总是不太和睦,因为安娜,因为我,因为薇罗妮卡,因此孩子们也受到了伤害或 者逃出了家,我则逃进了手稿——还能逃到哪儿去呢?——潜人《比目鱼》的海绵 组织里,向后倒退几个世纪,和九个或者更多的女厨师待上一会儿,她们控制着我, 有时严格,有时宽容,而在我的逃跑的足迹旁边,现实生活在宣泄着自己的感情, 不管是在施塔姆海姆监狱大楼里面还是围绕着布洛克多夫的核电站施工工地,暴力 都使自己的方式方法更加优雅,但是除此之外,自从勃兰特下台施密特作为总理使 我们大家变得更加务实以来,没有发生多少事情;只是在荧光屏上仍然还是十分拥 挤。 我坚持认为:这一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说,特别的只是因为我们四五 个西边的公民在边界接受检查,然后在东柏林会见了五六个东边的公民,他们同样 也是怀揣手稿来的,莱纳·基尔施和海因茨·切朔夫斯基甚至来自哈勒。我们先是 在舍德利希的家里,然后在萨拉·基尔施或者西比勒·亨茨克的家里,无论是在他 家还是在她家,都是为了在喝了咖啡吃了蛋糕(还有通常的东西方相互嘲弄取笑) 之后,相互朗读押韵的诗和不押韵的诗、过长的章节和短小的故事,这些都是当时 正在那堵墙的两边写着的东西,而且应该在细节上对这个世界具有重要性。 那么这个仪式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历上唯一留下来的事情吗?或多或少有些拖拖 拉拉的边界检查,驱车前往会面地点(小红帽大街或者伦巴赫大街),时而滑稽有 趣、时而忧虑重重的争辩,唱着全德的哀歌,另外还有写作人迷的作家们的被朗读 的墨水河流,然后是针对朗读的东西进行的时而激烈时而懒得动嘴的批评,这种对 “四七社”的减少到私人圈子的粗劣摹仿,最后,在临近午夜的时候,匆匆出境, 经过的是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边界检查站。 西贡出现在电视里,既远又近。最后一批美国人急急慌慌地从他们的大使馆的 房顶上离开了越南。但是,这个结束可以不予考虑,它也不是我们在吃撒上细砂糖 的黄油点心和杏仁霜奶油蛋糕时的话题。红色旅的恐怖活动也是如此,这种恐怖不 仅正在斯德哥尔摩(绑架人质)进行,而且也成为施塔姆海姆犯人们的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直到在下一年里乌尔利克·迈因霍夫在她的牢房里上吊自杀或者被别人吊 死为止。然而即使是这个多年未解的疑问,也没有引起我们这些聚会的握笔杆子的 人的特别关注。充其量只有干燥的夏天之后发生在吕纳堡草原的几场火灾算是新闻, 在火势大面积扩展的过程中,五名消防队员被火焰包围,最后不幸遇难。 这也不是东西对话的话题。也许,在尼科拉斯·伯尔恩朗读他的《避开土地的 一侧》之前,在萨拉用柏林方言吟诵她的勃兰登堡的诗歌之前在舍德利希用他的那 些后来在西边以《尝试过的接近》作为书名出版的故事让我们心烦意乱之前,在我 试读《比目鱼》中的一个片段之前,我们把那个五月曾经在该市的西部引起轰动的 事件当作新闻提了出来:在克劳伊茨贝格区的格吕本河岸大街,靠近奥伯鲍姆桥的 边界过道,有一个五岁的土耳其男孩(名字叫切廷)掉进了那条作为城市两个部分 之间的边界的施普雷运河,因此,无论是西柏林的警察,还是站在巡逻艇上的人民 军水兵,谁都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救这个孩子。因为西边的任何人都不敢跳进水里, 而东边则必须等待一位高级军官的决定,时间在流逝,直到对切廷为时太迟为止。 当消防队终于获准打捞尸体的时候,土耳其的妇女们在运河西岸开始号陶大哭,持 续了很长时间,据说在东边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见。 在那个和其他年份没有什么不同的一年里,一边喝咖啡一边吃蛋糕时还可能谈 了什么呢?九月,当我们带着手稿再次会面的时候,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去世——是 谋杀还是前列腺癌?——可能为我提供了讲述一次童年经历的机会。在“福克斯每 周新闻电影”里,我这个看电影的人看见了海尔·塞拉西皇帝,他当时正乘坐一艘 机动汽艇在典型的细雨蒙蒙的天气里参观一个港口(是汉堡港吗?)。个子矮小, 留着胡子,头戴盔形凉帽,他站在由一个仆人撑着的一把遮阳伞下面。他看上去很 悲伤或者很苦恼。肯定是在三五年,不久以前墨索里尼的士兵刚刚开进了阿比西尼 亚,这是埃塞俄比亚当时的名称。我作为孩子很想有这个皇帝做朋友,并且在他面 对意大利的绝对优势不得不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陪伴着他。 不,我不能肯定,在我们东西会面的时候是不是提到过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或 者甚至是不是提到过门基斯图这个最新的共产主义的统治者。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 的,那就是午夜之前我们必须在被称作“泪水宫”的边界检查大厅出示我们的身份 证和人境证。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当我总是带着我的未完成的《比目鱼》在西柏林 和维威斯弗莱特寻找一个栖身之处的时候,家里一直不太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