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 “从波思过来也就是一小段路。”他的夫人在电话里对我说。您感觉不到,国 务秘书先生,这些人是多么的天真,同时也是多么的友好:“您就安安心心地过来 坐一坐吧,这样您就会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从早到晚,诸如此类……”因此我也 认为自己作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有义务去亲眼看看,即使仅仅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 向您汇报。实际上,从外交部过去也就仅仅是一小段路。 但是,并不是这么回事,中心设在一栋非常普通的行列式住宅楼里,或者人们 是这么认为的。有人认为从那里可以果断地插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如果需要的话, 也可以对我们进行要挟。他的夫人向我保证,“整个组织工作”都是她做的,尽管 她还要做家务和照管三个年幼的孩子。她做起来“毫不费劲”,经常与提到过的那 艘在南中国海上的船保持联络,就像是顺带似地分发那些总是源源不断流人的捐款。 她说,只有同我们,“同官僚机构”才有麻烦。另外,她也遵循她丈夫的座右铭: “保持理智,敢于去做不理智的事!”这是他在许多年以前,那是六八年,在巴黎 偶然听到的,当时大学生们还有敢冒风险的勇气。按照这个座右铭,她也向我,也 就是向外交部提出了一些建议,因为没有政治上敢冒风险的勇气,就会有越来越多 的船民淹死或者在碧东岛这个全是老鼠的小岛上饿死。无论如何必须允许她丈夫使 用绰绰有余的捐款续租了几个月的那艘派往越南的船可以毫无麻烦地接收其他船只 上的难民,比如那些被丹麦梅尔斯克航线的一艘货轮打捞上船的那些可怜的人。这 是她提出的要求。称之为是人道的需要,等等。 我当然提请这位好心的女人注意有关事项。反复重申,当然是按照指令行事, 国务秘书先生。毕竟一九一零年的海洋法公约是我们在这种棘手的情况中可以遵循 的唯一准则。我已经多次向她保证,按照这个公约的条文,所有的船长都有义务接 收海上遇难者,但是,只有直接从水里,而不是从别人的货船上,就像在“梅尔斯 克芒果号”这个案子里发生的情况一样,这条悬挂便宜的新加坡国旗的船接收了别 的船想摆脱的二十几个海上遇难者。而且是立刻。根据无线电讯,别的船上装载了 容易变坏的热带水果,不允许偏离航向,等等。我也向她反复申明,“卡普·阿纳 姆尔号”直接接收获救的船民是违反了国际海洋法。 她站在灶台旁边,一边把胡萝卜切成小块做成一锅烩,一边嘲笑我。她说,这 种规定起源于“泰坦尼克号”的时代。如今的灾难具有完全不同的规模。现在必须 考虑到三十万淹死的、渴死的乘坐小船的海上遇难者。即使“卡普·阿纳姆尔号” 迄今为止已经成功地救起了数百人,也不能就此感到满足。对于我粗略估计的数字 的相对性和其他异议,我听见的是:“说什么呢!我并不感兴趣在难民中是不是有 黑市商人、拉皮条的家伙、刑事犯罪分子或者亲美的越奸。”对她来说,这关系到 许多每天都有可能淹死的人,然而外交部,甚至所有的政治家,却死死抓住那些很 久很久以前的准则。就在一年之前,当这场苦难开始的时候,还有几位州长在汉诺 威和慕尼黑向电视台宣布接收了几百名“共产主义恐怖的牺牲者”,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现在突然一下子人们只提经济难民和无耻地滥用政治避难权…… 不行,国务秘书先生,简直没法使这个好心的女人平静下来。也就是说,她并 不是特别激动,更多的是热情和冷静,同时还总是在忙着别的,不管是在灶台上煮 着一锅烩——她告诉我,是“羊肚子上的五花肉炖蔬菜”,或者是在打电话。除此 之外,也不停地来客人,其中有些是愿意提供服务的医生。长时间地谈论排队等候 的名单、热带适应问题、打预防针,等等。在这期间总是不断出现那三个孩子。已 经说过,我站在厨房里。想走却又没走。没有一把椅子空着。当她在隔壁的起居室 里打电话的时候,她多次请我用一支木勺搅和一锅烩。当我最后在一只洗衣筐上坐 下的时候,我坐在了一个塑料鸭子的上面,这是孩子们的玩具,它发出了令人同情 的尖锐刺耳的声音,引起了所有人的哄堂大笑。不,没有一点儿嘲弄或者讥笑的意 思。这些人,国务秘书先生,就喜欢混乱。我听说,这使他们富有独创性。我们在 这件事上是在和理想主义者们打交道,他们根本就不管什么现行的规定、准则以及 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像这个住在行列式住宅楼里的好心的女人,他们坚定不移地确 信可“以感动世界。真是值得钦佩,即使我不可能喜欢这种事,我觉得我在外交部 充当的职能就是作为一个不通情理的人站在那里,这个人不得不经常说不行。当然, 没有任何事情比不得不拒绝给予帮助更加使人恼火。 孩子中的一个,是个姑娘,在告别的时候,以令人感动、但也有些让人难为情 的方式,把那个发出尖锐刺耳声音的塑料鸭子送给了我。我听说,它会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