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自序 以史为鉴,可证兴衰。历史是一部宝贵财产。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五十年中, “文化大革命”对于我国的兴衰,是一项特别宝贵的财产。 纪录和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书籍、影视作品和老一代革命家和其他中央领 导同志写的回忆录,他们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出版了的已经不下十百种了。 《做噩梦年代》算是其中的一部。 从披露的有关资料说来,本书没有什么更新的东西。因为许多资料:诸如庐 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讲话,已经 为多种书籍、报刊或者党史资料所公布。属于观点方面《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中,都讲过,也不算有什么新观点。但是如果 没有一些新颖的东西,作者也不去费力写此书了。 自党的“七大”以来,特别是从1955年农业合作化、国民经济的“反' 反冒 进' ”,反右派斗争,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 1962年的北京的七千大会,以至于“文化大革命”,谈论毛泽东的责任,好象是 一种禁忌。象“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怎么可能回避他的责 任呢?有些资料或者纪实性作品实在回避不了时,就说半句,留半句,含含乎乎, 怀抱瑟琶。这不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而是客观环境形成的一种禁忌。 实际上是对历史的非实事求是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但是仔细想来,也不尽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打破过这种禁 忌。 他说:“我们要找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 东在内。总的责任在中央,不在下面。”又说:“什么算帐派、观潮派,帽子一 大摞,对广开言路很不利。有些人就不说真话,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中的 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也是不行的……好多省都给毛主 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 在1962年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彭真的发言,也点了毛泽东的名字:“我 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 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 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彭真接着说:“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 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 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 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1981年 6月27日,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点了毛泽东的名字: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 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 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 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 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侧“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 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 生产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决议”又指出“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 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 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 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 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 导的。”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 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 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决议”不仅指出了毛泽东在建国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而且指出了造成 这种错误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和中国长期的封建主义社会的历史根源。 关于敢不敢面对毛泽东错误的问题,1959年张闻天的一段发言,既具有哲理 性,又具有现实性。他说:“……今年的钢铁和粮食指标完不成,却不敢将压低 了的数字对外公布,北戴河会议向全世界吹了牛,既然认识到是”冒进“了,指 标定高了,老老实实向人民承认就是了,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不是天天讲实事 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吗?到底是照顾一个领袖的面子重要呢?还是挽救广 大人民和全国经济于危急之中要紧呢?对于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缺点和失误, 既然也声称认识到了,为什么不敢在宣传中公开向人民进行解释和教育呢?有什 么必要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强撑门面故作镇静呢?不敢正视现实,不敢对人民讲 实情,并不是强大的表现。” “不敢正视现实,不敢对人民讲实情,并不是强大的表现。”这铿锵之声, 至今也不过时。 如果说《做噩梦年代》还有些新鲜东西的话,它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是直 接从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作“切入点”并且贯串始终的。本书在第四卷“文化 大革命的恶果和后遗症”和第五卷“噩梦解析”中,还试图从国际、国内、党内, 中国历史、封建传统进行了分析。这仅仅是抛砖引玉的观点,尚须读者和专家指 正。 可是,如果只有第一、第二和第四、第五四卷,那么因为资料和论述性的内 容比较多,就显得很干巴。所以作者加进了第三卷“文化大革命”亲历记。这样 把历次运动在实际生活中造成的是什么结果,就比较丰富了。第三卷应该是前后 四卷的形象注解的连环画面。这一卷摘引了拙著《说假话年代》的一些章节,还 补充了一些内容,这里顺便说明。 作者想写这么一本书,可以说酝酿久矣。直到今天才完成,便觉心中轻轻松 了一口气。 2000年2月10日 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