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领袖,诗人,革命浪漫主义 第一个回合,"反‘反冒进'" 为"大跃进"打下了基础。 我们在上一章说过,作为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必须考虑社会主义建设和社 会主义改造问题,这是过渡到我们理想的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领袖,也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不朽诗作的 词语中,“万千”特别多:“万水千山只等闭”,“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万山红遍”,“百万雄师过大江”…… 但搞社会主义改造是要触动所有制的大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又涉及到非常 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是来不得半点浪漫主义的。艺术家创造美,科学家追求真, 社会主义改造是复杂的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建设又要加上复杂的自然科学,如果 用写诗的浪漫主义搞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肯定是要出大偏差的。尽管 毛泽东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 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算定我们 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毛泽东善于也勇于迎接挑战,他要使在社会主义建设这场斗争尽快取得胜利! 他的诗人气质发挥作用了。 在工业建设方面,中国没有经验。开始时是照搬苏联那一套。在第一个五年 建设计划中,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业项目是一百五十四项,又派来了很多苏联专家。 各大企业都设有“贯彻苏联专家建议办公室”。贯彻苏联专家建议,成了一条不 成文的法律。这条战线,暂时没有出现多大问题。问题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早就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本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其速度和规模,快一些,慢一些,大一 些,小一些,只是一个技术层面,而非大是大非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不 仅中央领导之间有分歧是正常现象,就是搞具体计划的单位、部门,也常常有不 同意见。可是毛泽东以他的领袖和诗人气质,希望“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扫千 军如卷席”,开始压制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了。而且把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推到 “右派”、“资产阶级”的墙角。这是大跃进升虚火之前,新中国建立之后,在 政策问题上党中央高层领导之间的第一次重大分歧。 土地、牲畜对于农民,是生存的基础,是活命的根子。多少年来他们渴望有 一片自己的土地。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农民分得了土地,沿着地边疯 跑,有的躺在自己分得的土地里打滚,抓一把土含在口里,品尝一下土地的滋味, 高喊:“我有地了,我有地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当掀起参军高潮时, 有一个动员口号就是“保卫我们的土地!”一个个青年农民便毅然决然地参加了 解放军行列。可见农民对于土地有着怎样深厚的感情,要改变所有制需要怎样艰 苦细致的工作! 同时农民又是个体劳动者,一家一户,势单力薄,很难提高生产效率。把个 体农民组织起来(当时想象的是象苏联的集体农庄那样)也是大势所趋。解放后 不久,各种形式的互助组就建立起来了。到了1953——1954年,全国各地纷纷涌 现了初级农业合作社。那时的党,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只要党一声令下,各级干 部便事不过夜地行动起来。这自然是件好事。可是如果不慎重,也容易形成“一 窝风”、“大呼隆”。特别是农业合作化问题涉及到所有制的改变。农民、小生 产者、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者,是比较自私、保守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毛泽东是清醒的。要他们一下进入社会主义(农民叫“归大堆”)是很困难的。 改变所有制,历来会引起社会的剧烈震荡,必须采取异常慎重的态度。毛泽东对 他所估计的“严重”,还不够“严重”。1953——1954年建立“初级社”,而初 级社还没有巩固,1955——1956年就一下掀起了建立高级社的社会主义高潮。中 国不仅会搞群众运动,也会“运动群众”。领导一号召,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层 层贯彻落实党的号召。全国农村在三个月内就全部实现了“高级社”,进入苏联 集体农庄式的社会主义了。虽然叫高级社,但比起1958年的“一大二公”的“大 锅饭”还是“小锅饭”呢。 这时,在党中央领导层,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方面产生了分歧。到底 是快一些呢,还是慢一些呢?自然是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比较了解情况。那时党 中央的农业部部长是邓子恢。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全国已经建立的一百多万个 合作社,有好多条件不成熟,是“一窝风”轰起来的。建社中有强迫命令现象, 建社后不仅没有提高生产,反而减了产。他和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有共识:现在 搞得太快了。要整顿一段时间再前进。把勉强建立起来的和不具备条件的合作社, 要加以整顿。在整顿中,经过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意,一下砍掉二十万个 农业社。 毛泽东虽然了解农民,可是此时他的诗人的浪漫主义个性,压倒了他的现实 主义精神。他是“快”派。为此,他十分恼火。 “领袖意志”(在下层是“长官意志”)常常“超越现实”。我们讲得最多 的是“实事求是”,做起来最难的也是“实事求是”!同样的“实事”,可以求 出不同的“是”。“实事”本身都有两个面:好典型和坏典型。领导派人下去搞 调查研究。如果领导授意你要“抓”出一些先进典型,便会出现“红旗单位”; 如果领导意志要你找坏典型,便会“抓”出来“烂透了”的典型。善于迎合领导 的人,好象有两个口袋: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你想反左,他从左边口袋里掏材 料;你要反右,他会从右边口袋中掏材料。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这种事 例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所以,聪明的领导人都不相信带着“长官意志”或“框子” 的调查材料。 1955年,毛泽东选择了一些农业合作化的先进典型(这样的典型也是真实的) 编了一本《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先后写了两个序言,在各篇加了许多按 语。他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 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 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 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 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 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 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 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 这本来是不同意见的是非之争,可是给主张稳步前进的同志戴上“瞎子”、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帽子够大了,后来再加上“右倾保守”,“小脚 女人”等等,在伟大领袖的崇高威望面前,弄得这些同志无地自容了。还有什么 可以讨论,你还能说些什么呢? 在工业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中央也发生了快慢之争。象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李富春等管经济计划的同志,觉得从1954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步子 迈得已经不小了。在实践中,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平衡的问题, 普遍存在着头脑发热的冒进倾向。“欲速则不达”这是一条古训。在这种情况下,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指示中宣部要《人民日报》写篇元旦社论作为一 九五七年对全国经济建设事业的指导方针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这篇社论题目 是“反左倾,反冒进,稳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不高兴了,他说:“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 到距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 冒进' ,什么' 今不如昔' ,' 冒进比保守损失大' ,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 冒进' 六亿人民泄了气,1957 年元月一日一篇反' 冒进' 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象有 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 ' 不看' 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毛泽东说:“不要提' 反冒进' 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 了气,六亿人,泄了气不得了!” 本来是是非之争,可是“右派”,“右倾”等帽子飞过来了,谁人不怕! 为了“反冒进”问题,毛泽东来了个“反' 反冒进' ”。从一月的“南宁会 议”,到二月的“武昌会议”,到三月的“成都会议”,以及后来召开的“郑州 会议”、“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当着全体中央委员的面,当着各省市自治区负 责人的面,指名道姓地批判周恩来提出的“反左倾、反冒进”这一口号,是“丧 失了立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接着毛泽东左一个“有些同志是少谋 差断或少谋轻断”,右一个“有些同志扭扭捏捏,空气不健全”。毛泽东一下就 把周恩来等推到“右倾”和“资产阶级”的墙角了。 共产党是搞阶级斗争的,“右派”、“资产阶级”意味着什么?把谁推到了 这个“墙角”,人们就很难说话了。 为了大局,周恩来在大小会议上作了二十多次检讨,他说:我跟随毛主席二 十多年,还是跟不上毛主席思想。就是这样,也不能取得毛泽东的谅解。 可以这样说,通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反“小脚女人”和国民经济战线全 面的“反' 反冒进' ”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任何人都无法对毛泽东提出不同 意见了。这为1958年荒唐的大跃进铺平了道路,并为造成了“三年灾害”埋下了 祸根。 从毛泽东个人来说,他的个人迷信上了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