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从"知识分子,你们大鸣大放吧" 到"知识分子,闭上你的嘴!" "双百方针"的"阴谋"和"阳谋" 我们在叙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其来龙去脉时,必须再回溯两段历史: 一段是国内背景,一段是国际背景。 毛泽东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只有经济基础上的革命,是不能巩固的,还必须 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一场革命,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 一理论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 反右派斗争前有三次“预演”,一次是批判《武训传》,一次是批判“《红 楼梦》研究”,一次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 这三次“大斗争”,毛泽东把学术问题都上升为政治问题。 “教育兴国”是一句很古老的口号。1951年,我们的电影剧作家和导演们, 拍摄了一部电影《武训传》,宣传这个以讨饭的方法集资办学的教育家。为此, 毛泽东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 历史事件,……就丧失了批判能力。”并给他们戴上了“投降”和“资产阶级反 动思想”的帽子。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作了重要修改的社 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社论指出:“《武训传》是一部宣扬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反革 命影片,是由一些资产阶级分子炮制的,得到党内外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 捧的反动影片。他们大肆宣扬,要人们学习的武训精神,其实就是投降封建地主 阶级的反动说教。” 这一串帽子大矣哉! 毛泽东在社论中尖锐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 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 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为什么不宣传“造反”?在武训的同时就有“黑旗军”造反大军嘛!江青还 带了一个团,专程到山东省进行调查,结果是写出了一个报告,后来还组织拍摄 了一部反映“黑旗军”名为《宋景诗》的电影。为了批判《武训传》,在文艺界 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运动。很明显,这同时也是针对当时代表党中央领导文艺 工作的周扬的。 第二次是批判“《红楼梦》研究”。毛泽东喜欢用新生力量打击学术界的 “权威们”。1954年山东的一个刊物,刊登了李希凡、兰翎两位青年,批判俞平 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毛泽东起草了一篇文章《质问文艺报》,发表在人民 日报上。一个党报党刊,公开批判另一个党刊,在党的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毛 泽东勒令“文艺报”转载,并且加了“按语”,文艺界又为此发动了一场不大不 小的运动。 到了1955年年末,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就轰轰 烈烈地展开了。由此发展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从而,毛泽东在学术理论界, 也树起了他的绝对权威。 第二段是国际背景——反右派斗争和中苏关系也有联系。 自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 东追其原因,其最重要的一条是苏联存在着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所以,一九五 六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发表了长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次年春天,毛泽东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正确处理和区分两类矛盾”的问题。 当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也有“对着干”的情绪,他对“人民内部存在着矛盾” 的论点不以为然。他说:我们苏联是全民国家,全民党。我们没有什么“人民内 部矛盾”。 而毛泽东则认为,赫鲁晓夫是教条主义。为了防止中国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 提出了“双百方针”。毛泽东1957年春天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 议上的两次重要讲话,也是这个主题:鼓励“鸣”和“放”。 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年以后,文艺界有四员战将:陈其通、马 寒冰、陈亚丁、鲁勒,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我们的几点意见》,说实 行百花齐放一年来,在文艺创作方面:重大的革命题材很少了,文艺为人民服务 不提了,写“家务事儿女情”的作品太多了等等。实际上是反对“百花齐放”或 者对“双百方针”忧心忡忡。 《真理报》政治上也很敏感,对《我们的几点意见》的发表,认为这是中国 党内的不同声音,他们立即转载了这篇不太引人注意的短文。对于《真理报》转 载此短文的举动,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说过这样的话:“马列主义喜欢马列主义, 教条主义喜欢教条主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毛泽东的报告发表时, 这些话都删去了,这里引用的源自记录文本)这就把陈其通等人,推到“教条主 义”路线上也就是推到赫鲁晓夫那里去了。同时也更进一步说明,毛泽东对赫鲁 晓夫的态度:教条主义者!(后来,当中共写“九评”时,我们称赫鲁晓夫为修 正主义。这种提法的转变,也很复杂,我们不在这里详述了)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有这么一段,大意是:陈其通等四个人,也都是好同志, 写了一篇文章,他们……很怕百花齐放会亡党亡国……。 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都没有正式文件下发,各省领导都是根据自己的笔记 传达的。可以想见,毛泽东的湖南话,各省领导们听懂了多少,记录得有多么完 全?在辽宁省传达毛泽东讲话时,把“陈其通……都是好同志,很怕百花齐放会 ……亡党亡国……”传达成“陈其通……都是好同志,没有他们就会亡党亡国… …” 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发表后,全国文艺界反响强烈,许多人认为“双百方针” 还没有真正执行呢,你们就来打棍子!有人写文章批评他们的“几点意见”, 是给“双百方针”泼了半瓢冷水。但是,各地党委听说文艺界有人反对陈其通等 人的“几点意见”,也很敏感。他们认为毛主席说了,陈其通同志是好同志,没 有他们就会亡党亡国,怎么可以反对他们呢?对反对“几点意见”的同志,立即 展开了批判…… 后来发现,毛泽东讲话关于陈其通“几点意见”这一段,全国只有两个省市, 传达对了,绝大多数都传达错了。对于“错误传达”讲话这件事,毛泽东还有几 句话:听说我的关于陈其通四人文章的讲话,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只有两个省市 没有传达错,由此可见全国“太守”以上干部对百花齐放是有抵触的。 “太守”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干部,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大多数领导都不 理解百花齐放的意义。可见他当时要中国接受苏联的教训,避免教条主义,必须 实行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方针,是诚心诚意的。 毛泽东关于陈其通等四人文章的讲话,后来在两篇文章正式发表时都删去了。 但可以看出,当初毛泽东的主要倾向是想通过“鸣放”来活跃学术气氛的。 随后,4 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号召党外人 士帮助党整风,以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为了整风,在1957年之春,不仅毛泽东从北京——天津——济南——南京— —上海沿途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动员大家向党提意见。中央还有决定:各省的 主要领导,都要到各大学去,亲自倾听鸣放意见。 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但在人民内部仍存在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 盾。敌我之间的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不同,处理和解决的方法也不相同。敌 我矛盾只能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这就是团结——批 评——团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随后,毛泽东出巡,天津是第一站。 3月17日,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 毛泽东说: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 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大体上改变一下。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 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暴露出来,有许多错误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在讨 论中去解决,我们只有这样一种方法,别的方法都不要。 第二天,专列把毛泽东载到泉城济南,他对山东省委机关的党员干部们说道: 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八次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 这么大斗争的结束,那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 3 月20日,毛泽东到了南京,他将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两省委的领导干部 召集起来,告诫他们:过去的那种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我们在这个 世纪的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三月底,他到了上海,又以上述思想提醒党员干部。 由此可以认为,当初号召大家鸣放,要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是真诚的。 延安的整顿“三风”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次整顿三风是官僚 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是“鸣”和“放”,和风细雨,团结——批评 ——团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于是各级领导纷纷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科研单位,各民主党派动员鸣放, 各机关团体也开展鸣放。我们回头再看那个时期的局面,全国大小报纸和各种新 闻媒介刮起的鸣放高潮,无疑于十二级台风。 我们无意来具体描写“反右派”斗争的过程。那需要许多卷专门著作。我们 在此书中只是说明反右派斗争大致的来龙去脉。 “帮助共产党整风”由“鸣放”升级为“大鸣,大放”,又发展为“大鸣, 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俗称“四大”),象台风似的,越刮越凶。什么时候 转为“反右”了呢?一般倾向认为始于当民主人士提出建立“政治设计院”、批 评“共产党以党代政”、建议实行“轮流座庄”、“给老和尚提意见”(发言者 把一般干部称为“小和尚”把毛泽东称为“老和尚”)、说共产党“好大喜功, 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时候。毛泽东从总形势判断,觉得气味不对, 需要“转弯”了。 他给党内写了“1957年的夏季形势”一文。6 月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 是为什么?”形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右派斗争全面展开了! 也就在反右派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了。发表的讲话和原来的讲话纪 录,不仅文字上有很大差别,基本精神也相距甚远。比如原来的讲话,着重讲阶 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发表的文章中则重新讲: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的。 毛泽东给“右派们”画了一幅像,说他们是:呼风唤雨,推波作浪,或策划 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 行,终成大业。 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 传会议上的讲话》,对于鸣放中是“香花”还是“毒草”,增加了“六条标准”: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 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 有损于这些团结。 毛泽东说,在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两条: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 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同时也是毛泽东在号召“大鸣大放”初期讲的: 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这两篇文章对形势和矛盾的估计也变成了:必须 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那么这六条标准算是划分右派的政策 了。但这个“政策”太粗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伸缩性是很大的。比如,给一 个单位的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提个意见,算不算反对党的领导?有人反映,他回 农村老家一看,农业合作化后,生产反而降低了,算不算反对社会主义?写篇小 说描写我们工作中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算不算破坏民主集中制?如此等等。 可是在划右派中,凡是有这些言论的,都算成了右派。 在划右派分子时,还发生了很多荒唐的事件:当时人们只知道什么是“反革 命”,而“右派”是什么东西,当了右派对自己的身家性命,会有什么后果,很 少有人会想到。特别是文化层次低的单位或干部,更是出现不少笑话。有的单位 按上级分配的右派“指标”象完成生产任务那样划右派,有的是“选举”的右派, 还有一个支部书记,一看没有完成指标,说:“把我算上一个吧?”事后他经过 20年的冤狱,才明白右派意味着什么。 当时,我国和苏联的争论还没有公开,“一边倒”的政策还在继续,人民还 喊着“牢不可破的友谊”。有人在鸣放中批评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时,他喊斯 大林是“亲爱的父亲”,搞“个人崇拜”属他凶。因为“六条标准”中有一条, “有利于社会主义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说此论有“反苏 思想”,“不利于国际团结”也划了右派。 总之,在反右派斗争中最初的和风细雨,变成了后来的暴风骤雨;号召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变成了“知不敢言,言不敢尽, 言者有罪,闻者恼怒。 反右派的结果,学术理论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教育卫生界、各民 主党派、各机关团体、都挖出了大批“右派”。民主党派大鸣大放过的头头们, 全部落网。 共产党内划成右派的高级干部就有: 沙文汉,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 潘复生,中共八届候补委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 欧百川,贵州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 王汉,监察部副部长、中共八届纪检委员会候补委员; 杨思一,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 李世农,安徽省副省长; 陈沂,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少将; 孙作宾,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青海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 …… 文艺界人士有: 丁玲,著名作家、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人大 常委、全国妇联执委、全国文联常委; 曾彦修,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江丰,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美协主席; 秦兆阳,《人民文学》副总编; 冯雪峰,三十年代鲁迅的助手、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全国作协副主席、全 国人大委员: 艾青,著名诗人、全国文联常委、作协副主席; …… 这次反右斗争扩大化扩大到了什么程度,已经很难用语言描述。可以这么说, 全国任何一个单位都打出了“右派”。学术理论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 教育卫生界、各民主党派、各机关团体,比例大者占干部百分之十到二十,小者 也占百分之三、四、五。总的情况可用如下数字说明: 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五十五万二千二百八十七人,到1980年共改正了 有五十四万余人,但这并不等于说,没有改正的全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 而是其中尚有一部分人需要陆续甄别。农工民主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99% 属于错划,(还有死在劳改营和监狱中的,如果没有人追究,也谈不上“平反”) 由此可见扩大化之程度。 象“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本来是个学术问题,也把讲“合二而一”的 杨献珍整得死去活来。马寅初的“人口论”,更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因为毛 泽东说,人多是好事,也遭到无情打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觉悟到 “人口多”了并不是“好事”。结果是批了一个人,增加五亿人。早知如今,何 必当初?假如当初不批判马寅初,中国现在是八亿人口,那日子就好过多了。可 见学术民主是何等的重要!现在却是悔之晚矣! 所有在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一律上升为“阶级斗争”,重复了苏区路线斗争 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全国被划的55万右派,他们从此开始了劳改和监狱 生涯。这些右派分子,大部分是具有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精英人物呀!中国知识 界大伤元气了! 各单位对划右派都定了指标。如果不打出几个右派,就不算完成任务。反右 派运动,也象其他运动一样,宁左勿右。 有的民主党派人士说,反右派是“焚书坑儒”,毛泽东马上说:“秦始皇算 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十万。我们镇压反革命,还没有杀掉 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 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 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他在多种场合说过:“我们是马列主义加秦始皇。” 从大鸣大放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是让知识分子开口说话,到后来是“知识分 子,闭上你的嘴!”从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说来,不仅在党内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 威,在理论、学术界,再也听不到任何不同声音了!报纸上没有了讽刺性的“小 品文”,也不敢刊登反映群众呼声的“人民来信”了。在文艺创作上,连讽刺粗 枝大叶作风的相声《马大哈》都不能写、不能演了。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 千戏一腔、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日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