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诗人的革命浪漫主义 大跃进的荒唐梦 客观规律的惩罚 1957年毛泽东参加了苏联一年一度的十月革命节阅兵式。那汽车、坦克、大 炮是滚滚的铁流啊!从此他心中生出了一个雄伟的计划:要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超英,赶美”——伟大领袖的号召,成了动员全民的口号和行动纲领。 中国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搞革命需要群众运动,搞建设同样需要群 众运动!从另一方面说,凭借毛泽东和党的威望,也能够“运动群众”。1958年 的大跃进运动,自然有着人民群众迅速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要求,但也是 “运动群众”的一个典型范例。 通过“反' 反冒进' ”在经济建设速度方面,党内高层领导包括刘少奇、周 恩来、陈云等人,是没有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了。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专家们, 都闭上了嘴巴。这一阶段,从表面看来,党内思想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在思 想的高度集中统一时,如果领导人清醒的话,那么容易调动起千百万群众,改天 换地;如果领导人犯主观主义错误,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那么老百姓就要遭殃 了。1958年的夏季形势正是如此。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反对主观主义,主张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可是在大 跃进中,他却脱离了实际,犯了自己经常批评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在叙述大跃进运动之前,先要向如今的青年朋友交待一下在50年代末期很时 髦一阵子的两个词:即“翻番”和“放卫星”。自从1958年 6月22日,提出来钢 铁当年的产量要“翻一番”的目标(即全国钢铁年产量从1957年的 535万吨增加 一倍,达到1070万吨)后,“翻番”便成了使用频率很高的全民用语。其次是 “放卫星”:那时中国奉行“一边倒”的政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人民群众基 本不了解中苏两党微妙矛盾的内情。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 “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仍然是亦步亦趋,各条战 线都掀起了“向老大哥学习”的热潮。1957年“老大哥”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 造卫星。当时中国还没有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但在任何一条战线,凡是创造了 新成绩、新发明、新纪录,一律称之谓“放了一颗卫星”、“放了大卫星”、 “放了特大卫星”。那时的报纸上,每天都有各条战线和各个地方放“卫星”的 报导。 “大跃进”运动,是从这年 5月公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 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始的。到了1958年 8月,全国大跃进的温度,已经被煽呼 得可以熔化钢铁了:到处锣鼓喧天,到处红旗招展,到处“白天一片人,夜晚一 片灯”,“翻番”之声响彻云霄,“卫星”满天飞。 现在我们把“钢铁跃进”,“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分开来叙述。 先说“大炼钢铁”: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名言是斯大林说的,中国从党中央到普通老百姓, 都接受了这一口号。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需要迅速发展作为基础工业的钢铁 工业。 1957年十月革命节期间,毛泽东对世界的兄弟党和苏联朋友说: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 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 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 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 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 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 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 国。因为我和波立持、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 在英国年产二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 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 这年的6 月召开了全国钢铁生产会议,22日毛泽东批转了冶金部党组关于钢 铁生产计划的报告。后来产量逐步加码,到8 月份提出了钢铁年产量由535 万吨, 翻一番,即增加到1070万吨。这就是说,在以后的四个月内,要生产七百至八百 万吨。方针是“以钢为纲”,办法是大搞群众运动,建设千百万个“小高炉”, 土法炼钢。“一吨也不能少!”毛泽东说。为了完成钢铁任务,还规定了六条纪 律,对党员处分最严重者可以开除党藉。 那时中国是六亿五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出动了九千万人。平均每家一个人, 全国的强壮劳力几乎都炼钢铁去了。炼钢铁需要原料,哪里来那么多原料?能找 到含铁量很低的铁矿石已经是上等原料了,如果连这样的原料也没有,(因为这 时已经办了公共食堂)就砸锅,旧犁铧、门钌吊、旧铁锹……甚至农民墙上的钉 子都拔下来当原料了。 “全民大办”钢铁,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到机关,到处是冒烟突火的小高 炉。整个中国在燃烧! 众多叫做“一脚踢式”的小高炉和我们日常取暖用的炉子差不多。虽然是胡 闹,但钢铁专家害怕“资产阶级”帽子,不敢这样说。 没有焦炭,就砍伐森林。反正点上火,冒了烟就算数。1958年是解放以来滥 伐森林最严重的一年。因为农村中的树木都归公了,加上公共食堂用燃料,许多 农村的树木都砍光了,到处都是荒山秃岭。 …… 到了年底,从新华社发表的公报看,“ 1070 ”的任务是完成了。但国家计 划委员会统计的实际数字是只完成了九百多万吨,而且大部分含硫和杂质量很高, 连铸铁锅、犁铧都不合格。据国家计委统计,在此次大炼钢铁运动中,国家损失 达数千亿元。 因为安排什么工作,都“以钢为纲”,什么都得给“钢铁元帅”让路,造成 国民经济和正常生产秩序的极大混乱。以铁路为例,所有的列车,只要和运输钢 铁原料的列车发生了矛盾,一律要“让路”。好象人们都不明白这么一个极其简 单的道理:炼铁的人要吃饭,要吃菜,要穿衣,要走路……这些也需要运输。结 果是那一年的客车常常晚点,城市发电厂因为没有煤,常常停电。从大处说,整 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都被打乱了。 其次说农业大跃进: 1958年全国的新闻媒介发疯似的报道着农业大跃进的惊人消息:亩产一千斤 ——两千斤——五千斤——一万斤——五万斤……一棵大白菜五百斤等耸人听闻 的消息登在堂堂《人民日报》上。 如果按亩产五万斤计算的话:把粮食铺开,一亩地平均四寸深…… 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县,县委书记张国忠对伟大领袖汇报说:他们全县粮食 产量可以达到十一亿斤。毛主席掐指算着说:“要收那么多粮食,怎么吃得完啊?” 这位哄骗伟大领袖的张国忠回答是“换机器”、“造酒”等等。最后毛主席说: “粮食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我们有位作家写了一篇通讯《毛主席到了徐水》登在1958年 9月10日的《人 民日报》上。对此有很详细的描写。 与此同时,河南省的范县,已经宣布吃饭不要钱,他们“跑步”提前进入共 产主义了。 有一首诗描绘了这美好的“风景”: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 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 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当时的新闻导向不断推波助澜:一个让你兴奋的消息还没有反映过来,又出 现了另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消息。人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党报报道的真实性。在你无 法相信那些奇而又奇,特而又特的报道时,只有怀疑自己思想还没有“解放”和 右倾保守落后。 刘少奇也视察过徐水,他没有象毛泽东那样高兴,也没有发表什么指示,是 不好说什么呢?还是“反' 反冒进' ”之后他不便再说什么呢?就不得而知了。 接着是刮“共产风”。 湖南有个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八日是共产主义开始 之日,私人的东西也不分你我,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条,老婆还 是自己的,不过这一条还得请示上级。河南新乡兴宁人民公社,四千户,二万人, 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十五个营五十个连,房屋公有,搞集体宿舍,社员男女 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礼拜六回原家度周未。 据说“密植”能增产,所以农业跃进的另一个荒唐现象是“密植”。密到什 么程度?麦子稻子可以坐上一个小孩儿不倒。这种麦子或稻子上坐着孩子的照片, 各地党报都刊登过。其实是为了供人参观,在秧苗成熟之前,把几十亩地的秧棵 移在一起,紧紧挤着象捆绑一样。因为密不透风,秧苗要霉烂,就用大功率吹风 机不停地吹。为了增产,还有给麦子注射葡萄糖的,给稻子浇狗肉汤的。连农业 专家对这类荒唐事,都不敢提出怀疑,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况且反右派 运动已把他们属于科学的嘴吧封起来了。 按当时的“跃进”精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了普遍推行的理论 依据和行为准则。上级号召人们在大跃进中要“意气风发”,人们暗地里说是 “一起发疯”! 农业大跃进的第三个荒唐事是“深翻土地”。就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省 长葛县县委第一书记专门介绍了他们那里深翻土地的经验,他说,到1958年 4月 底,把每亩旱秋地都深翻了一遍,深度在1.5 尺左右,计划在年内把全县 112万 亩土地,来一个大翻身,这样可以使产量增加百分之几十甚至一、两倍。 毛泽东当即号召全国都学长葛县的经验。他说:深翻一尺五寸,是一大发明。 长葛今年一年就把全县耕地深耕一遍,难道别的县就不可能吗?一年不行,两年; 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四年;四年不行,五年总可以了吧? 凭借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他号召学习长葛,农业部便立即行动起来,随即在 长葛县召开全国现场会,决定大干一秋,加上来年,把全国所有耕地深翻一遍。 1958年 8月29日,中共中央又专门作出《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其中说 到,不断涌现的高额丰产卫星充分证明,深耕是农业增产技术措施的中心,是今 后努力的主要方向。 大跃进时还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别人能办到的,我们也应该办到;别的地 方能办到的,我们也能够办到”这就是离开实事求是原则,“一刀切”的理论根 据。其实,不要说全国,就是一个村子的村前村后,土壤情况就千差万别,这是 任何一个农民都懂得的道理。有的土壤,熟土只有一尺来深,再往下挖就是沙子。 可是毛泽东号召学习长葛的一声令下,掀起了全国的深翻运动。毛泽东又一次违 反了他的理论“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 1958年是雨水丰沛,日照适中也就是说是气候最好的一年,是大丰收的一年。 可是由于农村的劳力都大炼钢铁去了。这个高潮刚刚过去,又来了深翻土地运动, 没有收获的庄稼晾在地里,一深翻,都埋在土里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就是一切, 无论什么人,你再心痛也没有办法! 再说“人民公社”运动: 1955年的农业初级社,大体上是一个自然村一个社,虽然是吃大锅饭,但锅 还不算大。农民对自己的劳动、收入、分配还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到1956年发 展起来的高级社,就是以几个自然村为单位并归一个社了,贫社富社一“共产”, 农民对于自己的劳动、收入、分配已经看不见,摸不着了。这样大大地挫伤了农 民的劳动积极性。 但是毛泽东还嫌小,他要迈向理想的王国。 1958年 8月 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乡,看到门口挂个“公社”的 牌子,说:“' 人民公社' 这个名字好。” 8月 9日,毛泽东到了山东,省委书 记谭启龙向他汇报之后,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 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人民日报》于8 月13日发表了毛主席的这段指示,一时“人民公社好”, “一大,二公”的声音响彻全国,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至9 月底,全国 27个省、市、自治区已经有12个省、市自治区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十个 省、市、区85 %加入了人民公社。这么大规模的所有制的改变,没有试点,没有 经验,一哄而起,其结果会是什么呢? 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大办食堂”。农业社生产的粮食不分配给农民,由食堂 统一支配。为了把农民拴在食堂,许多地方把农民家里的锅都砸了。可是食堂这 口大锅,对粮食的浪费很大。有些干部有机会在食堂搞特殊化了,连吃带拿,群 众无可奈何。 以上四点就是后来被称为的“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 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 如果说,在大跃进中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在发烧也不客观,应该说全党自上而 下的普遍发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中,虽然心中明镜一 般,但却不敢说话的也大有人在。在中央领导层,陈云算清醒中的一个。在一次 谈话中,他说:现在“热度”太高,提不同意见没人听。 有一次,薛暮桥和宋邵文去见陈云,希望陈云同志找毛泽东谈谈他对“大跃 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 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这话被实践应验了。 作诗可以“敢叫日月换新天”,但搞建设惹恼了规律,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了。这惩罚是很严酷的,那就是接踵而至的1959——1962年的全国大饥馑!就是 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 1958年丰产了却没有丰收,大办食堂又浪费了很多粮食。由于人民公社的 “特大大锅饭”,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挫折,第二年大减产,全国粮食严重不足。 众多的人口,严重短缺的粮食,导致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各地想出了许多办法 制造代用食品,诸如小麦根粉、玉米杆粉、玉米芯粉、橡子面粉、红薯叶粉等等。 粮荒严重的地区,一切啃得动的,都被人吃过。树皮、草根、树叶自不用说,有 的地方,老百姓饿得实在没办法,竟吃观音土。观音土无法消化,吃进去拉不出 来,没有饿死,反而胀死。 1960年前后的经济困难,导致了中国人口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据已公布的有 关统计资料:在1956年到1957年间,全国平均千人死亡率是11.1. 可是,到了1959 年便上升到了14.6,而1960年则高达25.4 .这个数字,比建国以来的任何一年都 要高出许多。尽管在1961年的死亡率又降低到14.2,但仍比1956年——1957年的 水平还要高出不少。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大量增加,使在这一年当中我国的 总人口减少了1000万人之多。累计增加的死亡人数(除开预期的正常死亡数)估 计高达2700万人。在另外一些有关资料中,比这个数字还可能要大得多。就不同 历史时期的比较来说,在1959一1961年丧失的生命,要远远的多于中国二十世纪 其他欠收年份或自然灾害时的死亡率。 另一方面,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1960年是从建国起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 来人口出生率的最低点。 有关统计资料还表明,在1960年间,全国以山东、河南、山西、安徽和江苏 几省的死亡人口为最多。在这几个省份中,仅安徽省全年死亡的人口就高达200 万人,1960年全省的死亡率为全国平均数的3.5 倍强。由于在1960年,安徽省的 人口出生率是11% ,说明在这一年中,安徽省的人口,下降了将近6%. 山东、河 南、山西等省人口下降的幅度也在4 ——6 %之间。下降幅度之大,实在惊人。 在这种困难年月,很多中央领导同志下去调查研究。陈云到了农村,他对农 民的意见不仅耐心听,而且作了解释。他还主动承担责任。他在几次座谈会上讲 话时,都先说几句:我是国务院副总理,现在把你们搞得没有饭吃,犯了错误, 对不起老乡们。请你们把我这个意思也给各位老乡讲一讲。他还问大家:“我是 好人,还是坏人?”群众说:“你是好人。”他接着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 了错事情”。为了让农民敢讲话,陈云注意把各种人分开,干部、农民、中农、 富农分头开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都付给误工补助,误工合多少粮食,也同 等付给,以免影响生产队的分配。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到陕北革命老根据地,看到群众生活那么困难,含着眼泪 检讨:老区人民为革命付出了牺牲,可是现在生活还这么困难。作为总理,我的 工作没有搞好,对不起老区革命人民…… 其实,在毛泽东提倡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体制下,没 有人敢修正毛泽东的政策,检讨只能表示愧疚而无力扭转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