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又一次微弱的抵抗——“二月逆流” “谭老板,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我们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么一个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有这么多曾经消灭过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的元帅、将军们,对于这么一场自己给自 己“制造敌人”的荒唐的“文化大革命”,难道没有人抵制过?有的,1966年的 “二月提纲”算是一次;罗瑞卿对林彪的个人抵制算是第二次;过了半年出现的 “二月抗争”则是第三次。 实际上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由不理解而逐渐怀疑、抵 制,这种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老一辈革命家是他们的代表和代言人。1967年 “二月抗争”之前,已经有多次公开的表露。1966年11月8 日,在北京发生了军 队内部主要是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冲击国防部的恶性事件。事后,中央军委在13日 和29日,两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化、体育单位来京人员的几万 人大会。会上,几位老帅尖锐地提出了批评。 陈毅说,“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 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 级的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否认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否认 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他说:“我的讲话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 擦有好处。” 叶剑英说,“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荒谬。”“有少数人, 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少数人我愤恨!这些人没 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他们把国防部当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成敌人来打:还有哪一 种错误比这更错误的啊!” 徐向前和贺龙也在大会上讲了话。老帅们的这些话,自然很不合造反派的口 味,当场就有人递条子质问,事后又有人告状,使老帅们受到了批评。但这并不 能压住他们心头越烧越旺的怒火。 当天晚上,陈毅又对归国的留学生代表发表了长篇的讲话。 他说:“你们要干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 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他指出:“现在有些人,作 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 他又说:“刘少奇的一百条' 罪状' 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 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说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 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 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是干净的?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这样一个 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 他继续愤怒地说:“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不愿当这个干净的。我 们已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 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 这些话就是今天听起来,也还格外新鲜。可是这些元帅们只能责备和规劝红 卫兵们,他们谁也不敢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对错,也不敢谈论发动这场运动的 毛泽东。 2 月16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碰头会。江青因病请假, 参加会议的有:康生、李富春、叶剑英、陈毅、谭振林、李先念、徐向前、谢富 治、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 没有等周恩来宣布开会,谭震林就冲着总理说:“研究经济问题不能离开管 生产的干部。现在许多业务干部都被打倒了,我们还怎么抓生产?比如上海的陈 丕显同志,就是一位好同志。我请春桥同志回去保一下丕显同志,把他解放出来。” 张春桥怔了一下,说:“我们回去和群众商量一下,研究研究。” 谭震林火了,说:“又来那老一套了。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 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 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张春桥憋了半天,抬出了毛泽东:“你先别发火。依靠群众,这是毛主席教 导。我们搞革命,不依靠群众行吗?” 谭震林拍着桌子:“算了!别来这么多漂亮话。你们的目的就是要包整老干 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陈丕 显是红小鬼出身、四十年的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接着两人越争越凶。 陈毅也憋不住了,把大衣一脱,叫道:“这一次是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不 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 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张春桥也变了脸:“这是翻历史旧账,陈毅同志,你要对这话负责!” 谭震林说:“别来这一套!你们整我,不就是我捕了几条鱼吗?连续逼了我 四次,说我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所以江青要把我整成反 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批评谭震林:“这就不对了嘛!江青同志多次要保你……” 谭震林挥着手:“你不要和稀泥,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 她一个人工作!” 谢富治上纲了,说:“你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跟不跟毛主席的问题!” 谭震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把泪水一抹,说:“对,我跟毛主席跟了 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藉, 我也要斗争到底!”说着拿起大衣和文件要退出会场。 周恩来批评他:干什么还要走,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并上去夺下他的大衣。 陈毅元帅也叫住了他:“谭老板,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这两次斗争,都是抵制。一次是在京西宾馆,一次是叫做“大闹怀仁堂”, 后来被毛泽东称做“二月逆流”。 抗争、抵制都失败了。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 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抗,是有局限性的:一是他们对上层只是反对江 青、张春桥等人;对下只是说服革命小将要冷静,要讲政策。他们不能也不敢怀 疑和反对“文化大革命”,更不敢反对毛泽东。个人迷信象阴影一样笼罩着他们 的心。 况且,军队、舆论阵地都不在他们手中,他们的呼喊是微弱的。当时有些拥 护、同情这些老帅的观点的人,把他们的讲话,写成大字报,贴在大街上,一阵 风吹,一阵雨淋,就无影无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