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家乡来的信息 辽宁作协一直住在沈阳城内张作霖府第旧址,人们习惯称为“大帅府”。1959 年春节前夕,正是“三九”严冬。一天早晨起得床来,我从后院宿舍,到我父母 和孩子住的前楼吃早饭。一进门,见地上放了两个河南农村深蓝印花家织布包袱, 我二姐和三姐正和父母亲说话。见我进屋,说:“兄弟呀,我们从老家来了。” 她俩都是五、六十岁的家庭妇女,小时候还缠过足,没有文化,从来没出过远门, 事前没有写信,没人到车站接,千里迢迢怎么来到沈阳,又是怎么找到家里的呢? 我忙问:“这个地方好找吗?”我三姐说:“好找,下了火车,一问就找来了。” 她拿着我以前给家里写信的旧信封。 我说:“先吃饭吧!” 这时父母开始做饭。我大姐在解放后被坏人陷害,惨死了。家里只有这两个 老姐姐。姐弟见面,十分亲热。一面等着做饭,一面说话。话题自然是谈论家乡 目前的情况。 她们给我讲的第一个话题是,农村开始饿死人了。本来去年的年成不错。可 是因为大炼钢铁,所有劳动力都炼铁去了。粮食没有收获,后来又号召深翻土地, 把好好的收成埋到地底下,(和我在开原见到的情况是一样的,足见这是全国性 的问题)可是农村干部为了满足上面的“大跃进”数字,说是特大丰产。产量大, 就得多交公粮和购粮。农民交不了那么多粮食,甚至花高价去买了上交。就是这 样,上边还怀疑农民受上中农或富裕中农的思想影响(从“理论”上说,他们代 表“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瞒产私分,又故意“哭穷”。于是公社便命令村干 部带领着民兵,到处搜粮食。有的用铁钎子在各家院子里或房前房后,穿地三尺, 寻找私藏的粮食。即使收获一点,也吃光了,哪里还有粮食呀? 农民饿得没办法,有人便跑到地里,挖开冻土,捡一些还没有沤成泥的粮食 粒吃。去年没有起出来的地瓜,在地底下一沤一冻,变得恶苦。还是有人刨出来 吃。我村附近有一个大镇子叫留固集,来往运输的大车很多,牲口拉些粪蛋子, 有人甚至围上去打碎粪蛋子,捡些牲口没有消化的残黄豆粒吃,可见饥荒已经到 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她们还讲到我们有一些亲威,逃荒到新疆去了。说在这里三姐说:“因为家 里' 断顿' ,来沈阳没有别的事,在兄弟家里吃几顿饱饭。” 我说:“没啥,没啥。这时候你们不来找我这个兄弟,还能找谁呀!”这是 姐弟谈话的内容之一。 她们讲的第二个情况是:前年大炼钢铁:各村的青壮年,全都到外地炼钢铁 去了。农村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吃“大锅饭”,各家不得私自做饭。大炼钢铁时 因没有原料,把锅都砸了。原料还是不够,便把各家的铁饭勺和其他铁制品,都 搜走了,甚至门上的铁钌吊,也都拧下来拿去炼铁。当时有一个“著名”口号: “谁家墙上留下个钉子,等于隐藏一个美国鬼子!” 这个口号的“版权”是谁的“发明”,流传的范围多大,已经无法考证。但 其“上纲”的高度,其吓人程度,“帽子”之大,已经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 “阶级斗争”为纲。“谁家有颗钉子等于藏个美国鬼子”那就是汉奸了!公共食 堂浪费了很多粮食,现在只剩下稀汤煮红薯叶了。可是又不让农民自己做饭,就 是想做饭,连个锅也没有。 她们谈的第三个情况是“密植”,据说密植能增产,干部便强迫农民密植。 密植既不管土壤情况,也不管坡地、洼地,“一刀切”,规定一亩地播下二斗种 子,长出来的麦子象铺地的草坪。看来,即使到了麦收季节,也不会有收成。说 到这里,她们表现了对前途的绝望的心情。 当时粮食产量的换算方法是:三斤红薯算一斤粮食。县里和公社干部,为了 表明自己领导的地区增产,命令农民大种红薯。去年种了不少红薯,现在能有红 薯干吃就不错了,可是光吃红薯“烧心”。有的连红薯干也没得吃,只好吃红薯 梗和红薯叶。 再就是农村干部强迫命令,大搞水利时,干部为应付上边检查,也为了表示 农民的“冲天干劲”,在三九严寒,让农民光着脊梁干活。谁不好好干,农村干 部动辄打人。滑县从东边的八里营,到县城,挖了一条“运河”,正好从我家门 前经过,说是以后从县东到县城,无论运输东西或者行人,都可以坐船。远景目 标还有个“河网化”的计划。其实,我们这个地方是十年九旱,根本没有水源。 现在河道挖好了,占了不少地,成了一条干河。 两个姐姐所讲的内容,把党中央后来反对的“五风”全包括在内了。可是当 时是没有人敢公开对外人讲的。 父母亲给两个姐姐做好了饭,饭前谈了这些情况。我一面听讲,心中不禁愤 愤起来,怎么可以这样搞呢?我这个人自信为党为国,从当记者时,就爱写“内 参”(专给中央领导反映情况的信件)。吃过饭,我告诉两个姐姐:“你们坐了 一天一夜火车,稍稍睡一会儿,休息好了,到后楼再给我详细谈一谈,我记一记。 我写封信给河南省委,把你们讲的情况反映一下。”因为她们讲时都有时间、人 名、地点,我当时没有纪录,怕写不准。她们答应饭后和我再谈一次。 可是饭后我在后院等了好久,还不见两个姐姐来。我又到前院去找她们。我 问她们为什么不来,姐姐说:“咱爹咱娘都不同意你的给上边写信。天塌了砸死 大家,咱出这个头干什么!” 由于一贯“左比右好”,我父母亲都是文盲,家庭成分又是贫农,历次运动 又没有“运动”到他们,他们也不懂得政治斗争中这些“规则”,怎么会知道我 给上面写信、提意见,会给自己惹祸呢?中国的农民啊!他们比我还聪明。 此时,三姐说了一句话,至今我保留在记忆里,印象还十分新鲜,她说: “俗话说,理是直的,路是弯的。现在搞' 方田化' ,路修直了,理变弯了。你 就别叫真,给人家写信了。”在荒唐的大跃进岁月,“科学”成了“阶下囚”, 造假成了“座上宾”。 父母既然怕我惹祸,我也没有让两个姐姐再谈。回到后院,我按照刚才她们 给我讲的,细细回忆了一番,立即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甫写了一封信。简要 内容是: 吴芝圃同志: 我是河南省人,目前在沈阳工作。大跃进 以来,河南创造了许多奇绩,放了许多卫星, 我作为一个河南人,感到自豪和骄傲。(当时 反映任何真实情况,提出任何批评意见,得先 讲一通成绩,这成了一套行文公式,我也学会 了)但也不是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成绩,所有 创的"纪录",所有放的"卫星"等,都是很 真实的,也不能说,我们所用的方法,都是正 确的。根据最近家乡来的亲友人,所谈情况, 反映如下: 一、…… 二、…… 三、…… (我把两个姐姐谈的情况概略写了一遍) 无论按照党章、党性原则,一个共产党员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工作作风, 或任何实际情况,都有提出意见、向上级反映的责任、权利、义务。可是在党内 和社会民主不正常的情况下,要反映点真实情况,讲点真话,都得左思右想或者 胆战心惊,要有付出很大代价的精神才行。为此,我在信尾又补充了一段话: 当然,这些情况可能是个别的,反映的问 题是不全面的。但我听了这些情况,之所以写 信给您,说明我相信绝大部分是真实的。这种 思想,是不是一种富裕农民或者是自发资本主 义思想的反映,我也正在深思(即使讲这点真 话,我先自己"检讨"一番,来表明我的本意 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以免此信产生 副作用,这也是当时的一种"策略"吧。 把信写完,署上我的真实姓名和地址,没有再找两个姐姐核对就寄走了。 这封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什么结果。其时,河南省委内部正斗得凶,省长吴 芝圃把他的书记潘复生整倒了。在全省展开了大批判,以“肃清潘复生影响”。 连小学生,都得批判检讨“潘复生”思想。可见“扩大化”到什么程度。 但我这封信在“文化大革命”却成了我的一条罪状。我后来才明白:要讲点 真话是要想想长远后果的呀! 富有戏剧性的是:潘复生被吴芝圃整得那么狠,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忽 然革命起来,当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黑龙江在建立新的“红色政权”— —省革委会时,“两报一刊”,曾经发了一篇社论叫“东北的新曙光”。按道理, 潘复生被“极左”路线整得死去活来,应当尝到了“抓阶级斗争”的滋味。可是 他在黑龙江掌了大权之后,“阶级斗争”抓得更凶。黑龙江曾经流传甚广的一个 故事:有一天,潘复生从自己独门独院的小楼里出来,不慎踩着台阶上的一块西 瓜皮,滑倒了。他怀疑这是“阶级敌人”要暗害他这个革命领导干部,责令专政 机关追查。改为“人保组”的公安局,还真的在“大海捞针”中找到了那个扔西 瓜皮的人。原来是一辆运输卡车装卸工人,车一面开,他一面吃西瓜,吃完了顺 手扔进了也不知道是谁家的院子里……(这个企图“暗害”革命领导干部案件, 后来怎么判的,民间没有传说)我常常想:在台下挨整,一上台就整人,难道这 也是规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