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冷静下来的岁月 到了1961年夏天,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干部,好象都从共同制造的“五风” (即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并由“五风”造成 灾难中清醒过来了。因为,第一是饥饿的肚子靠吹牛是维持不下去了,国民经济 已经濒于崩溃边沿。于是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象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拨乱反正”一样,在各条战线上开始纠“左”,把 被打乱的各种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工业、农业、手工业,教育、卫生等战线,都 制定了“条例”: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条”等等。 这些条例等同于党的政策方针,或者是这条战线上的“小宪法”。在农业方面, 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大锅饭”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民可以 看见自己的劳动成果了。也部分地开放了集市贸易,市场开始有点生气了。这种 “大转变”最重要的标志是1962年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大会上让大 家“出气”。 开过了七千人大会,我对于形势是感到乐观的。我以为,对于这几年造成的 灾难,现在已经到了“全党和全民觉醒”的时候,政治气候很宽松,允许大家讲 话,特别鼓励讲真话。仿照中央的办法,各省都开了各级干部会议,让大家充分 发表意见。为了发扬党内民主,还针对过去的错误做法,规定了不搞“五子登科”。 所谓的“五子登科”指: 不抓辫子(指过去谁若是讲"错"了什么话,就是 一条挨整的辫子) 不戴帽子(指戴上这样或那样"分子"帽子 ——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白 旗等等) 不打棍子(指挨批判,受处分), 不挖根子(指你犯了什么错误,要无止无休的检讨 '过关',一直到你把"资产阶级"思想 根源挖出来才肯罢休) 不装袋子(指你犯了什么'错误'要纪录在案,并 装在你的档案袋里,让你背一辈子包袱) 这“五不”,后来各地发展到“十二个不”,发言不录音、不作记录,即使 讲错了话,也不得组织批判……“十二个不”难于尽述。总之,这时上上下下的 主要倾向,都是鼓励人们实事求是,讲真话。 在这种宽松的政治氛围下,我觉得是讲真话的时候了。现在不讲真话,更待 何时?我不仅要讲真话,还要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从根本上解决和克服说假话 的风气,不要再重复这段历史。我们的国家受了这么惨痛的损失,不总结一些经 验教训,我们就对不起后代! 这年春天,我在省委党校学习了两个月。我就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向党中 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两万言的“上书”。我在“上书”中首先申明:党中央也不 知道比我高明几百万倍,我还要提出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太过高估计自己了。但 我既然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什么心里的话,不对党讲,我就有负这个光荣称号了 …… (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凡是出了“气”的。“文化大革命”中,都加倍算 了账。这封“上书”成了我最大的心病。我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形势的千变万 化估计不足,而且对自己估计过高了。) 我那时在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按组织原则,我把这封两万言的“上书”, 先是交给宣传部副部长、著名音乐家安波同志看,征求他的意见。我一再声明: 让你看只是请你提些意见,并没有让领导负责的意思,有什么错误,文责自负。 安波同志看了,对我说:“你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不是一定用这种方式提, 你还是考虑一下的好。” 我当时还没有他的政治经验多,也过分天真,觉得既然我的意见是对的,我 就不用再考虑了。 我又把“上书”送给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李荒同志。我给他的一封附信中, 也申明:只是请李书记提提意见,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并不是让李书记对这封 信的内容负责。 过了几天,李荒书记委托秘书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李书记没有时间看。你要 向中央反映情况、提意见、建议,我们可以给你转去。 我原来就觉得,这封信不能从邮局寄,省委和中央有“内部交通”,绝对不 会丢失的,说:“那就麻烦你给转上去吧。” 从1962年到1965年,算是过了三年相对平静的日子。 由于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有关系,这里我还想加一段有 关中、苏关系的一个小插曲。1964年,中苏两党由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上 的分歧,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九评”,苏联共产党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中、苏两 党之间斗争之激烈,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但两党、两国关系还没有破裂,彼 此还称同志。这年夏天一个四人的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到沈阳后由我 全程陪同。这件事对我的印象至今不忘。 这几年,我陪同过多个外国作家代表团。陪同的主要任务是向他们宣传我们 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路线,批判苏联“和平过渡”等等。那时外宾 驻的各大宾馆,服务台前都摆着“九评”等批判苏联的小册子,免费赠送。 这次我陪着这四个苏联作家,在饭厅中,在小汽车上,在饭后散步时,陪了 三天,争论了三天。一开始接触,那位叫什么“夫”(实在想不起来了)的团长 就攻击斯大林。我当然要捍卫斯大林。这位团长总是讲斯大林在“肃反”中,在 对德战争中,在人民生活上,在国际共运中,所犯错误。我和他针锋相对,捍卫 斯大林。 我记得那天他们代表团要由沈阳去上海访问,从宾馆到机场要走半个小时。 我对这位团长说:“我们争论了三天了,现在要告别,我们已没有时间争论清楚 了。你们真理报发表的反华文章,我们人民日报都转载了。可是我们发表的”九 评“,你们真理报却不敢转载。既然没有时间争论了,我建议你们看看那些小册 子。各宾馆都可以拿到的。” 这位团长说:“不就是' 九评' 吗?对不起,韶华同志,我们已经看过了!” 他沉思了一刻,反问我:“比较起来,我们两人,对于斯大林,谁了解得更 多呢?” “谁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谁了解得就更多。”我针锋相对。 团长稍停,接着哈哈大笑:“我相信,我比您知道得更多。等你对斯大林知 道得更多的时候,我们再来争论吧!” 飞机场到了,争论只好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