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暴风骤雨席卷中国大地 1965年我奉命到抚顺钢厂搞“四清运动”。我生性喜欢工业。钢铁是一条重 要战线,我打算“四清”结束的时候,留在钢厂任职体验生活,过几年写点反映 钢铁工业题材的作品。 1966年 5月下旬的一天,驻抚顺钢厂“四清”工作队召开党委会,传达中央 一份重要文件。当时工作队队长是原省委文教部部长蔡藜同志。在会上蔡藜对我 说:“老周,这文件讲的是你们文艺界的事,由你传达吧!” 我接过文件一看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并没有料到这是一场12级风暴的信号,但是我读着读着, 身上一阵一阵发冷,连声音都打颤了,好象一块寒冰突然从头顶上砸下来似的。 在座的其他同志,也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大灾难来临,只是当成一份文艺文件听的。 这天回到宿舍,我想了很多:怎么能说,三十多年我们被一条“文艺黑线” 专了我们的政?我们现在的文艺骨干,一部分是延安和老解放区来的,一部分是 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和艺术家,经过这么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一直遵循着 “讲话”精神,怎么还被什么“黑线”专了政?这是真话?是假话?如果是真话, 那么这么多年党干什么了?象我这样一个作家,一直是把自己的笔作为党的枪使 用的,一直是“从属”着党的政治的:土地改革下乡,抗美援朝过江,经济建设 去大伙房,我写的人物尽是工、农、兵英雄和他们的生活,我是被谁专了政呀? 不久,又传达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风暴开始席卷中国九百六 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了! 我在抚顺市特殊钢厂搞“四清”时,每一至两个星期回沈阳一次。本来各家 各户,原来都贴有毛主席像的。从这年春天起毛主席像越贴越多了。那天我回家, 一见墙壁上到处都贴着毛主席像,大大小小有上百幅,都是从每天的报纸上剪下 来的,几乎把整个墙壁都贴满了。我问母亲:“你贴这么多毛主席像有什么用呢?” 母亲已经八十三岁,虽然耳朵聋些,但身板硬实,脑子也清晰。她说:“隔 壁他金大嫂说,毛主席像贴得越多越好。” 我说:“你贴那么多,不成糊墙纸了。” “人家都这么贴,你别管了。” 我想:毛主席应该在我们心里,争着往墙上贴可不是好事。 大约在这月下旬的一天,我从抚顺钢厂回到辽宁作协,就让我大吃一惊了: 整个“帅府大院”,院里院外,房前房后,会议室里,走廊上,地下室,凡是有 墙壁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地方不够用,大一点的房子,中间还横七竖八地 拉了一些绳子,层层叠叠,五光十色的纸张挂得象万国旗。大字报的内容全是揭 露辽宁作协当权派马加(主席、党组书记)思基(评论家、副主席)和我(我也 算当权派之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也还有批判揭发其 他老作家的大字报。我当时心中嘭嘭跳着,一张一张地先看有关我的“罪行”的 大字报,接着浏览了其他人的大字报。以前我回作协时,同志们都热情地问长问 短。这次见面,人人都躲着我,面孔也是“怒目金刚”式。难道才过了这几天, 我突然变成一个敌人了? 我悄悄地用小本摘抄了大字报关于我的“罪行”的内容: 第一,我在1962年 8月参加了“大连反党黑会”。 这次会议的原委是这样:经过1958年狂暴的“五风”,农村饿死了那么多人, 大家都感到农村题材难写:歌颂光明吧,大家看到的都是阴暗面;揭露阴暗吧! 按照反右派的经验,肯定是大毒草。文艺作品要反映真实生活,“假大空”和 “高大全”怎么感动读者?所以大家都感到农村题材难写。于是代表党领导文艺 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邀请了写农村题材的 赵树理,周立波,李准等名家到大连开创作座谈会。辽宁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马 加、方冰和我三人。这次会的全名是:“关于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简称 “大连会议”。 我在大连会议上曾多次发言:在讨论这几年造成我国三年困难的原因时,我 讲了一句“天灾人祸,人祸是主要的”。方冰的发言讲的虽是文艺创作中塑造人 物形象的“高大全”问题,但讲得很尖锐:他说,我们在创造英雄人物时,往往 是“吹猪拔毛”。大家一时不知道的“吹猪拔毛”是何所指。他继续解释说: “写人物只能写英雄,而写英雄人物又只能是高、大、全,象吹猪似的吹得很肥,” 毛“刮得干干净净——不能写任何缺点,结果虽然弄得白白胖胖,光光堂堂的, 但却是一条死猪。” 大连会议上还有一个命题:既然大家感到英雄人物难写,而现实生活又是非 常复杂的,社会上的人物是各色各样的,反映在文艺作品中的人物,也应该是刻 画各种典型。恰好在这次会议前夕,山西作家西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个 短篇《赖大嫂》,描写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间人物。邵荃麟在总结发言中 提出来:英雄人物可以写,中间人物也可以写。这就是以后反复批判的“中间人 物论”的来源。后来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的一位领导。在批判邵荃麟时讲:邵 荃麟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开了一个错误的会议。前后两个“错误”, 还勉强讲得通,不知道为什么“大连”成了“错误”的地方! 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参加这次“黑会”者,没有一个“漏网分子”, 和再这次会议中大家讲了些真话有直接关系。邵荃麟竟被迫害致死,那是后话。 大连会议时,邵荃麟还天真地沉浸在“不搞五子登科”的宽松环境中。按照 七千人大会的不搞“五子登科”的精神,原来是不准备作纪录的。可是邵荃麟说, 还是作个纪录好,会后整理一份“简报”给中央,反映一些情况。他劝大家放开 思想讲真话,不要有顾虑。于是就作了纪录。邵荃麟哪里知道,就在他让大家敞 开思想发言,号召大家“出气”的时候,毛主席在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上,已经 又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连 会议所有的发言纪录,已经复印发到凡有作家参加该次会议的各省领导机关。前 两天,“人民日报”已发表评论员文章,点名说“大连会议”是一次“反党黑会”! 我的发言白纸黑字,纪录在案,翻不了的。这又是一次“秋后算账”!,我们这 些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的老党员,怎么那么天真呢? 大字报揭发我的第二条罪行,是我从1961至63年,陆续写了几十篇寓言。我 当时写寓言的动机有二:其一,当时我是很虔诚地拥护反帝、反修的。比如“肉 包喂狼”,我的故事讲的是:有人(指修正主义)认为对于狼不要刺激它,只能 尊敬它,他修了一个“狼神庙”,让过路行人给“狼神爷”烧香叩头,供上肉包 敬它,“狼神爷”就会保这一带平安。结果狼吃了肉包,还要吃过路行人,最后 还是哨捧解决了问题。这很明显是反帝的,可是大字报说我这篇寓言中的狼,是 影射党的!真没有见过这么颠倒黑白胡乱上纲的!其二,我当时觉得我们的工作 生活中,有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说大话,官僚主义,特 权思想等等,我都写了寓言。其中有一篇“干涸的河流”说的是河流载运舟船, 灌溉田地,功劳很大,但它居功自傲,不流动了,也就干涸了。对这寓言,大字 报说成是我:攻击党脱离群众。总之我的寓言全成了“三家村夜话”式的黑话。 …… 第三是我196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浪涛滚滚》。这篇小说当时在全国的反响 很大。我写这部小说时,想在工业题材方面有所突破。当时工业题材作品,普遍 存在着写方案之争,保守与先进之争的公式化倾向。我想把着重点放在创造各种 人物上。我写了一个自以为是,个人专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官僚主义者。 这个人还是一个老干部,省水利局局长。大字报说我是歪曲革命老干部形象,反 党之心,昭然若揭。这本小说还著重刻画了一个总工程师张醒民的形象,这是一 个高级知识分子,人很正直,他的人生观是从个人经历,完成了从爱国主义到共 产主义的转变。对这个人物,大字报说是“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丑化党 的领导形象相对照,更是“狼子野心大白天下”。1962年我在“人民文学”上发 表过一篇小说“风雨三人行”,写三个人走路,在两条河之间遇见暴风雨,洪水 把他们冲到一个两条河之间的孤岛上。他们往东走,没有道路,往西走,找不到 道路,最后往北走找到了道路,安全脱离险境。我本来是想写这三个人在面临生 死考验写人物品质性格的。大字报揭发我说:“往西,往东,往南都走不通,往 北走走通了。北边是什么地方,是苏修!这篇小说是要我们走苏联的修正主义道 路!…… 原来人们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现在是“人在运动中,有理讲不清” ——不是讲不清,是根本不让你讲话,不让你讲真话,怎么能说清呢?! 对于《浪涛滚滚》的批判,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这本小说刚出版时, 辽宁作协作为一项创作成果,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除省内的作家评论家参加外, 因为是写水利题材的,我在水库体验生活多年,还邀请了水库几位领导和朋友参 加。他们一致称赞这本小说是如何如何地表现了水库职工的什么什么……可是这 次我回沈阳时,水库原来的团委书记,来给作协送大字报,揭发《浪涛滚滚》是 大毒草,怎样怎样地歪曲水库生活和职工形象。同是一个人,同是一部《浪涛滚 滚》,你哪个意见是真话呢?不过是赶赶“风头”,表现一下“革命”而已,到 底能捞到什么油水呢? 其实对我的作品的胡乱上纲,还不是最典型的。1958年,辽宁展览馆开馆时, 门前有一尊毛泽东塑象。过了这几年,大家感到不够理想,想另塑一尊。可是原 来的塑象因有四五米高,仓库放不下,就锯为三段。这事被红卫兵小将揭发出来, 说是“反革命分子要' 肢解毛主席' ”展览馆长被斗得死去活来。那时的报纸, 每天在“报眼”上必须登一段主席语录,并配发一张“宝象”。陕西日报在第二 版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映着太阳看,第一版的 “宝象”,正好映在“纸老虎”三字上,居然动员了三万群众围攻陕西日报三天, 据说这是攻击毛主席是“纸老虎”!谁能够对着太阳看报纸两面呢?“阶级斗争” 这个纲,把人们都煽疯了? 对我的作品的胡乱“上纲”我并不怎么害怕。即使是可以胡分析的寓言,我 当时给鸭绿江寄稿时,对每一篇的主题,都附有说明,我日记中对哪天写了篇什 么寓言,影射什么,也都有记载。到时可以拿出来作为我创作心态的证明:没有 一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我最担心,最害怕的还是我62年给党中央、毛主 席的两万言“上书”! 我想,现在辽宁作协的当权派、老作家都被打倒了。都打倒了,彼此彼此, 从辩证法讲,物极必反,也就是都没有被打倒。况且在作协,我还不是“大头目”。 可是我的“上书”一旦被揭露出来,我马上就会成为作协天字第一号的“反党、 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 我当时分析:“文化大革命”这么一场大风暴,党中央会清理出这几年的各 种来信,凡是被认为有反党内容的,一定会转回原单位,进行批判斗争。大连小 说会议的记录不是都转回来了吗?我1962年那封两万言“上书”,如果用“文化 大革命”的观点分析,那是最大最大的大毒草。我交待不交待呢?如果不交待, 说我忘记了,怎么也是搪塞不过去的。看过这封信的安波同志虽然去世了,李荒 同志可能不会揭发我。但我还给辽宁的剧作家慕柯夫,评论家思基,诗人方冰看 过。当时都是作为老朋友,请他们提提意见的。一般说,他们也不会揭发我。但 人在面临严酷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保自己,谁能保证谁呢?看来我还是交待 的好! 但又一想,一交待我就成为本单位的重点对象了。罪恶最大的就是我了!就 “上书”的内容而言,给我戴什么样的反动帽子,都不过分。我自己就能戴! 交待?问题虽然严重,但争取个好态度,处理时可以从轻发落;不交待?也 可以蒙混过关,但怎么能保证一点“风”不漏呢?我思想情感上,从没有这么矛 盾过,想来想去,自已劝自己:沉着点气,再想想…… 交待?不能交待!那几天我心里反反复复,拿不定主意。因四清工作队的工 作还没有交接,我借口回到抚顺钢厂。 我的两万言上书原来的底稿存在一个铁箱子里。回抚顺时,我象小偷似的打 开铁箱,拿出底稿,揣在怀里,在那天黎明溜出了大帅府。 我是抚顺钢厂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优待我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晚上,把门关 紧,用一块单子,把灯光罩暗,重新看那两万言“上书”。原来没有看时,已经 觉得问题百分严重了,因为有许多原话记不清了,这么重新一看,立时出了一身 冷汗,象跌在万丈深渊一般,来了个透心凉! 我又一想,我们入党宣誓时,是要永远忠实于党的,这是必须服从的铁的纪 律。我如果不交出去,岂不是违反自己的誓言吗?可是在我入党的时候,自己犯 了什么错误,或者有什么错误思想,向党汇报了,并没有受到惩罚,也不会给戴 什么“分子”之类的“帽子”,现在既然他那样……那么我就可以这样……。 “我决不能留下这一罪证!”“三思”之后,我下了决心。我虽然是自己住 一间房子,但在筒子楼里,左邻右舍都是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我没法烧,我这屋 一冒烟,他们会以为是失火了呢。我开始一点一点地撕,慢慢地把两万多字的一 罗厚纸,撕成指甲盖大小的纸屑。装作上厕所,把门关死,一下冲到马桶里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毁灭罪证”。 消灭了“罪证”我一度又后悔过:如果主动交出来,争取个好态度,不是可 以从轻发落吗?但一是后悔也晚了,二是我也铁了心。随他去吧,你既然不让我 说真话,我就只好隐瞒“罪行”了。 就这样我埋下个“定时炸弹”,它什么时候爆炸,我无法预测,即使爆炸了, 无非是一个死嘛! 过了几天,我交待了抚顺钢厂的四清工作,回到作协,任务就是专门接受批 斗了。 在这期间,我还是反反复复想那份“上书”。想了好多天,竟然想了个“两 全”的办法。我特意撕了个二、三指宽的纸条,有意把字体写得也很小,为的是 减小目标,也表示“事情不大”,以免引起注意。 我在纸条上写:1962年,我给党中央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内容是加强民主集 中制的建议。当时只拟了个提纲,按提纲写好了信,顺手把提纲丢了。特此说明。 韶华。 纸条写好后,交给当时机关的“文革领导小组”。我想:如果中央把我的 “上书”转回来,或者有人揭发我,我可以说:“我主动交待了。”如果没有发 生上面两种情况,那我就躲过去了。我这一手还真灵:果然没有引起革命造反派 的注意。这张纸条夹在我的档案袋中。一直到1969年 6月造反派要解放我,重新 审查我的所有材料,这才发现了纸条。 在“解放”我之前,为了查清我“上书”的内容,派了两个人到中央档案馆 外调,我又经历了一次风险。——这是后话。 过了两天,大街上贴出大字报,说辽宁京剧院的著名演员徐菊华“畏罪自杀”。 “自绝于人民”!原因是他在《海瑞背纤》中演了海瑞。“文革小组”找他谈话, 说他是配合彭德怀翻案风,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要他交待自己的罪行。其实,他 只是按剧本排戏,他演《海瑞背纤》时,这类节目正在全国走红,庐山会议还没 有开呢,他和彭德怀连面都没有见过,何言“配合”?这是三句话就可以说清楚 的问题,在当时就是不让你说清楚。徐菊华害怕了。自缢身亡。我在省委文艺处 当处长时,和他接触过几次,他演戏那个认真劲,令人佩服,随后也就成了好朋 友。 又过了几天,我的另一位好朋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王丕一,也自杀了。他在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平剧团是个普通演员。解放后从政,当了官。但他酷爱京 戏。每当文艺界有联欢活动,他总要登台演一出《霸王别姬》,过一过戏瘾。这 时,毛泽东批评中央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和“才子佳人部”,王丕一在文 化厅分工管戏剧,免不了“执行文艺黑线”,“罪行累累”,“罪责难逃”,加 上支持演出《海瑞罢官》就更“罪不容诛”了。他只是戴上高帽,在文化厅的院 子里游了一圈,觉得冤枉,随即悬梁自尽。 不久我的另一位好友剧作家海默被红卫兵打死。海默原来是北京电影厂的剧 作家,写过象《红旗谱》那样的在全国有影响的电影数十部,是一个才华横溢的 作家。因他爱人在辽宁,所以常驻沈阳。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唉!这时文艺界批斗“水平”,比起后来的“喷气式”,“踏上千万只脚”, 剃阴阳头,画花脸,用棍棒“触及皮肉”,还是“初级阶段”,但只是我文艺界 的朋友就死了三个。还没有轮到我呢。如果有一天,批斗我,我能不能经得起这 种人格污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