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一次批斗会 造反派夜访 辽宁作协是只有七十多人编制的小单位,在不到一个星期内,“打”出来十 六个“牛鬼蛇神”,占机关人数四分之一强。当时大帅府大门两边贴的一幅对联 写道:“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造反派想把谁打成“牛鬼蛇神”,也没有 什么“法定”程序,只要给你戴上一顶“帽子”:“走资派”、“三反分子”、 “黑帮分子”、“大叛徒”、“漏网右派”、“黑作家”、“刘少奇的孝子贤孙” ……一纸“通令”贴在墙上就够了。如果是现在,告他个“诽谤罪”、“诬陷罪” 都可以的。可是当时随便贴张纸,你就变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了。 把你打入“黑帮队伍”以后,你就开始了“牛鬼生活”。这种生活也很简单。 先是每天按“通令”时间,向造反派报到,接受训斥:“你们这些人,都是犯罪 分子,要向党和人民彻底交待自己的罪行!”“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 严,揭发别人,可以立功……”,“这是一次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只有彻底 认罪,才能脱胎换骨!”久而久之,就是那套话,连训斥人自己也腻味了,训话 次数慢慢少了。墙壁上经常贴有“饬令”:某某必须就某个历史或现实问题,限 时写出交待材料!或者令某某就某个问题揭发别人。为写这类材料,占去不少时 间。“牛鬼蛇神”们的时间大多花在学习“毛著”、当时有关的中央文件、报纸 社论和“反省”自己的“罪行”上。有时某人被单独叫出去,在小会上接受批斗。 到1966年底,就辽宁作协来说,大型批斗会和游街示众的行动,还没有过。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还办了一件没有办成的傻事: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 “文化大革命”到了1966年十月,全国被打倒的“走资派”已经不知道十、 百万个了。我想,打击面这么大,将来怎么收场呢?虽然也可能象“反右倾”一 样甄别平反,但和党、同志之间伤了感情的心灵创伤,是很难“平反”的。因为 我是“走资派”,我爱人陶书琴算是“贴边沾线”人物,但到底还算革命群众, 有权出去“串联”。有一次她要和同志们一起到北京,我便给“中央文革领导小 组”写了一封“上书”。毛主席不是常常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上 书”的内容是建议中央文革领导制订一个“政策条例”: 一,什么是走资派?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才能构成走资派? 二,制订错误路线和执行错误路线的要加以区别; 三,一贯犯错误和偶然犯错误的要加以区别; 四,由于各种原因对错误路线没有识别能力,不是有意犯错误,和明知故犯 的,要加以区别。 提出了五、六条…… 我把“上书”写好,又抄了一遍,打算让陶书琴带到中央文革,以求制订一 个政策。在她临行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突然想:我还犯什么傻呀!原来我的“上 书”还没有抖落清楚呢,不是要给自己增加新的“罪行”吗?况且你把信交上去, 还不知道落到什么人的手里呢,可能那些决定政策的人,根本就看不到。就是看 到了,也不一定认为你说的对……再说,让他们“打倒”吧,打倒的人越多,就 会走向反面。如果作家协会,都打成坏人,也就都成了好人了! 于是这封“上书”就没有发出去,放在箱底,直到如今。在写此书时,再看 那“上书”底稿,不胜感慨之至! 有一次,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们正集中一起学习中央文件,一个造反派忽 然神色严厉地走进来向我们宣布:“不准动!有紧急行动!你们哪里也不准去, 等着命令!” 在此前,我曾经分析过:全国从工厂来说,车间以上干部都被打成了“走资 派”,农村大队以上干部也都打成了“走资派”。不管大小单位,只要你“当权”, 就一定是“走资派”。省委书记的一个保姆,在省委当然可以当造反派。可是她 回到农村当了支部书记,就被打成了“走资派”。我想:全国弄出的“敌人”, 加在一起,有几百万吧?将来怎么处理呀?……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开杀戒 的。但有两种情况,就可能采取“极端措施”了:一种情况是中国内部发生了什 么大事——比如“政变”什么的,军队分成两派,各自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对 “敌人”,有可能采取“非常措施”或“极端措施”;另一种情况是外敌入侵。 为了后方安定,可能一声令下,会把这帮“敌人”秘密干掉。那天,我想起了土 地改革时自己亲历的情况:东北的土改高潮中,有一段时间的政策是“群众要怎 么办就怎么办!”没有什么法制可言的。我那时当记者,下乡采访,曾参加过一 次农村批斗地富分子的大会。农民会几个骨干分子,头一天晚上研究好,第二天 的批斗会要打死人的名单,在大会上先控诉他的罪行,之后主持会议人问:“对 他怎么办呀?”“乱棍打死!”众口一音,于是那人便被拉到一个小树林里打死 了。现在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上面只要暗示一下:开个小“口儿”,全国 就会陷于腥风血雨之中。文革初期,北京来沈阳串联的一帮红卫兵,就在沈河区 打死过一个人。林彪说过:“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 的群众运动”出于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打死个把人是不犯法的!如果发生了 那种情况,联系作协机关的实际,谁会对我先打第一棒,我都分析了。……问题 是现在要把我们往哪里送呢? 我们不敢问为什么。等了半天,由一群造反派把我们夹在中间,出了“帅府” 大院。我一直想:难道我们到了今天土地改革中的“乱棍打死”那种情况了? 汽车迎着寒冷的北风,一直往北开。一些早贴的“大字报”破破烂烂,在墙 壁上挣扎颤抖。新“大字报”又不断复盖着,象一层一层的纸饼子。当时,北京 不管有什么“新动向”:比如中央又“揪”出来个大“走资派”呀,谁被揭发出 来是个“大叛徒”、“大特务”呀,毛泽东、副统帅、江“旗手”和文革领导成 员又有什么“新指示”啦……,一有这类事件,当天街上就会贴出“大字报”。 车一面向前开,我注意扫描街上的“大字报”,丝毫没有北京发生什么大事 的迹象。其次,如果发生了外国(我当时设想的是苏联)入侵,“大字报”也会 马上有反映。如果这两点都不存在。那么我推测的对我们采取“极端”、“非常” 措施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那么这次神秘而突然的行动,要把我们弄到什么地方 去呢? 汽车继续往北开,过了铁路桥,就是住在北陵的省公安厅。哦!原来是要把 我们送到专政机关押起来呀!可是汽车没有进公安厅的门,一拐弯进了一个小胡 同。原来是省文化厅的一个下属单位辽南剧团。出发前没有让我们回家,连牙具、 洗换衣服也没有带。我们被一群造反派夹着往剧团院里走。正好一个会计徐桂良 走在我身边。他是个老实人,和我们这些当权派关系极深,在当今的情况下,他 之参加“造反”不过是难当“逍遥派”,应应“造反”的“门面”而已。我借机 小声问他:“我家里还有八十老父母,请告诉他们一声,给我捎几十斤粮票来… …”徐桂良小声说:“明天就回家,用不着的……”我的心放下了一半。 一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是要在南市场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开我们这些 “黑帮”的批斗大会。那时辽宁作协的造反派和全省一样,分裂为誓不两立的 “三大派”(“辽联”、“辽革站”和“八三一”,其他省都是两派,这一点辽 宁省特殊一些)。事后我才知道,他们之所以秘密把我们转移出来,在辽南剧团 住这一夜,是怕对立面在他们开批斗会前,把我们“牛鬼蛇神”抢走,开不成这 次“抓大方向”的批斗会。批斗“走资派”是表明革命行动的壮举,各派都要认 真准备,不可等闲视之让中间出任何差错的。 在批斗会上,对批斗对象搞“喷气式”动作,还没有普遍兴起。所以次日的 批斗会,比较文明。况且作协的造反派也都是知识分子,在整个“文化大革命” 中,对我们没有搞过“触及皮肉”的事,我至今想起来还是感到庆幸的。 这天的会议程序是:把我们几个主要“走资派”押上舞台,列队亮相。有主 席马加、副主席方冰、评论家思基、剧作家慕柯夫和我。在批斗每个人时,本人 先“自报身份”,交待“罪行”,然后由某几个造反派作揭发批判发言。 我不记得轮到我时是第几名,我只听一声吆喝:“韶华,出来!” 我赶忙出列。 “你是什么东西?” 我思想上早有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说别的:“我是' 三反' 分子。” “说具体点!” “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你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 “我写的都是大毒草。” “看你也不能老实交待,揭发!” 于是台下响起一阵震天口号: “韶华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韶华必须彻底交待罪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其实让我们交待是假,造反派上台揭发以“表现”革命性是真。即使我们交 待得“天花乱坠”,他们也要作批判发言,以表现造反精神。 接着,一个造反派拿着事前准备好的稿子走上台。按照开批斗会早已形成的 “程序”,先敬祝几遍“万寿无疆”。那时,已经时兴“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了。 谁喊得“最”最多,就最忠。那次批斗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老编辑的批 判发言。在喊“敬祝”时,“最红,最红,最红,最最最最红的……红太阳”说 了有十来个“最”!搞文字工作的人不用想就明白:“红太阳”已经“红”了。 加个“最”反而不通:难道还有“比较红”?“次红”?还有“白太阳”?“灰 太阳”不成?但这也不能怪谁的文理不通,当时喊“最”是最主要的! 批斗会开了三个多小时,“君子动口不动手”,算是很文明的批斗会。开完 会就把我们带回“帅府大院”了。 从此我才发现:这时的“走资派”,对于造反派是十分重要的:各派都想在 自己手里掌握几个“走资派”。第一,开他们的批斗会,可以表现自己抓了“大 方向”,因而最最革命;第二,有“走资派”在手,现在由“我这一派批斗”, 将来由“我这一派解放”,由“我这一派结合”,可以捞点政治资本。第三, “走资派”还是劳动力,凡机关里有什么劳动任务,不用去外面顾临时工。不然 各派在武斗中为什么都抢“走资派”并加意保护呢? 开完这次批斗会的第二天,是在晚上九点多钟吧!忽然有轻轻的敲门声。我 当时有点犯疑:我们这些走资派,为避免搞所谓“反革命串联”的罪名,彼此不 仅不来往,见面连话都不敢说了。“革命群众”呢?对我们躲还怕来不及,除了 批斗会上揭露我们的罪行,追问或要你交待,面孔都是“怒目金刚”式,谁还来 串门呀!我示意我爱人陶书琴去开门。一看来客是某造反派的头头,我立时有些 晕头转向。平常喊“打倒周韶华!”“三反分子周韶华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 “周韶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见他,我就有点禁若寒蝉。但此时只好“请坐, 请坐。” 他说:“不客气。”显得很随便的样子。象“文化大革命”前一样,坐下来, 满亲切地说:“韶华同志,我们随便谈谈。” 这时有人称我一声“同志”,比现在的商品经济中小老板叫一声“老板”价 值要高千百倍。我有些受宠若惊了! 我说:“有什么话,请讲。” 他稍微沉思了一下:“韶华同志,你是老革命了。什么政治运动没有经过, 什么事情你不清楚?所以我就不细说了。当前的形势很明白。除了你们这些当权 派,我们作为群众,' 消遥派' 是当不成的。你不造反,就是' 保皇派' ,在社 会上就站不住脚。造谁的反呢?当然是造你们这些人的反。比如你吧,我们认为 你是打不倒的。即使打不倒,也还得打。现在是谁打倒走资派,就表现革命性最 强,将来组织革委会,就可以结合进去。你明白吗?” 我说:“明白,明白。” 他接着说:“既然必须打倒你,其他派的' 人马刀枪' ,那帮人你还不了解? 都是一些落后分子,对现实不满的人……于其让他们打倒你,还不如让我们打倒 你。现在打倒了你。总有一天,要落实政策,那时对原领导干部搞' 三结合' 我 们就有了对象。现在我们也不要你表态,等到一定时候,希望你和我们能够' 团 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我又重复一遍。其实我真的现在才明白:原来你们要批判 我是假的,震天的“打倒”口号是假话!是为了自己在社会上' 站住脚' ,是为 了做给对立面看,是为了不担“保皇派”的恶名——一句话,就是演戏给大家看。 我真没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使年青人“成熟”得这么快。 “咱们今天是关起门来说话,哪说哪了。对于我,多年在你领导下工作,老 领导……” 我赶忙纠正他:“哪里哪里,以前我们尽往修正主义道上领了。”我这当然 说假话。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反正将来我们还要共事的呀!你可以讲讲你的想法。 咱们也是哪说哪了。” 我想了想,十分佩服他的真实态度。但当时的形势非常明白:你如果亮出来 自己的观点,站在甲派,乙派一定会往“死”里整你。你宁肯让各派都打倒你, 也不能亮观点支持某一派。社会上有不少传闻,有些当权派,一听有一派支持他, 象捞到一根救命草似的,“亮”了观点,结果被其对立面打得死去活来。我可不 当这种傻子…… 我已经想好了冠冕堂皇的假话:“我是这样想的:你们造反派之间的不同观 点,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和我们走资派之间是敌我矛盾。对于你们之间的是是 非非,我们没有资格发表任何意见。我就是这个态度。你让我说真话,这就是真 话。”我心想,我是什么走资派,老子才是真正的革命派呢。这本是一套假话。 但我只能对他说“这是真话”。 就是靠这几句假话、官话,支持着我“文化大革命”全程的行动。那时,任 何一派找我搞什么“亮观点”,要我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胜利在一起”,我都没有改过口,靠这套假话,我得以没有受皮肉之苦。 谈到此处,他给我“传达信息”的目的达到了,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他告别时,大声喊:“周韶华,你老实一点,不坦白交待罪行,绝对没有好 下场!”我想,如果隔墙有耳,这话一定会被邻居听到。如果有人知道他到我家 来过,他也有理由可讲。 这场谈话,对我生活下来的勇气有很大鼓舞作用:我想,原来你们是在演戏 呀!既然大家都是在演戏,无非你演的是《白毛女》中的大春,我演的是“黄世 仁”。演戏吗,就没有丢人不丢人的“面子问题”了。所以以后开批斗会,挂上 写着“周韶华”并且打了红X 的大牌子,作喷气式状等等,我都觉得没有什么羞 耻。 演戏中的“台词”,主要是你要交待“罪行”或者揭发别的同志。这些台词, 你既不能不交待,不能说真话,也不能胡交待,迎合他们乱编假事,以免给自己 或者给该同志的档案中,留下说不清的“后遗症”。写交待材料,简直是一门艺 术! 很快我就碰到了这个场合。那就是“阜新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