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扮演"黑后台"的艺术 大悲剧,大喜剧,大闹剧。 1967年的 1月,忽然从阜新市来了几个造反派。说是矿区“揪”出了在那里 长期体验生活的三十年代的老作家谢挺宇,他们代表工人阶级和辽宁作协的革命 同志一起,召开大型批斗会,并要求谢挺宇在辽宁作协的“黑后台”在大会上 “陪斗”。 谢挺宇在阜新煤矿体验生活,已经好几年了。在矿区职工群众中反映甚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作为“黑帮分子”就被煤矿的造反派“揪”出来了。 工人阶级和作协联合批斗“走资派”,从作协来说,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 方,和“工人阶级结合”批斗“黑帮”,是很时髦的“大方向”,作协的造反派 马上就同意了。因为谢挺宇是作协派到煤矿的。辽宁作协当然有他的“黑后台”, 可是让谁当谢的“黑后台”参加“陪斗”呢?当时到处都需要“批斗对象”,作 协几个“黑帮分子”,已经不够“分配”了。阜新来人提出要副主席之一蔡天心 陪斗。可是蔡被辽宁大学“揪”去了。协商结果,由我和思基作为谢的“黑后台” 去阜新“陪斗”。一拍即合,次日就出发了。 出发前,一个造反派向我们交待了要充当“黑后台”的任务。那时我有一些 担心:在作协挨批斗,都是机关工作人员和编辑。他们到底是知识分子,即使造 反,也是形势造成的,心地还比较善良,所以我们从没有受皮肉之苦。可是到了 阜新,面对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他们又不了解作协的情况,如果被认为是“不 老实交待”,出于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我们会不会受皮肉之苦呢?我正拿不 定主意,在火车上阜新派来的造反派代表,就给我们吃“定心丸”了:你们放心, 我们的运动还是在矿区党委领导下,我们是讲政策的。谢挺宇是你们派到阜新的, 你们是他的黑后台。这一点必须承认。不承认这一点,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 我们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不好惹的!云云。 这番话一说,我就明白了:多年来搞任何政治运动,各单位都必须“轰轰烈 烈”。煤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揪出了“黑帮分子”,在全市“游斗”几 十场,对外显得多么“轰轰烈烈”呀!可是谢挺宇这个“黑帮分子”怎么来到了 阜新?是谁支持了他?原来“黑后台”在沈阳!这样就“烧”不到矿区党委。哦! 原来我们是来为他们党委“解脱”的!一石二鸟,想得多美! 我想:历史就是这样:该你在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你就不要推委,况且现 在也不是推委的时候。那么就帮他们演好这场戏好了! 几个小时后,我们到了阜新车站。车站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我想,这里 要欢迎什么贵宾呀?下车之后才知道,他们是迎接从沈阳凯旋归来的职工造反派, 同时欢迎慷慨和他们合作的辽宁作协革命战友们的。作协给他们送来了谢挺宇的 “黑后台”,帮助他们抓了“大方向”,理应受到热烈欢迎。这样我和思基也在 “欢迎”之列了。“接待规格”够高的了。 一下火车,当地造反派把一个人粗暴地往我身上一推:“站好!”我几乎被 撞倒,一看是谢挺宇。他作为主人也来“欢迎”我们了。“老朋友,久违了!” 想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和他见面。谢挺宇戴了顶狗皮帽子,长毛几乎把眼睛都遮住 了,近视镜结了一层冰霜,穿着一双旧棉鞋,破棉裤下扎着腿,腰间系着一条麻 绳。造反派在他破棉袄背后,用粉笔写着“三反分子谢挺宇”。人是衣裳马是鞍, 谢挺宇给我的直接印象,使我想起了土地改革中挨斗时的老地主:“他现在演老 地主不用化妆!” 我和思基一下火车,立即被挂上一张大牌子,我的牌子上写的是“黑帮头子 周韶华”。 那天,我穿着一件西服黑呢大衣。这件大衣很有来头: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个 战友送给我的战利品,原来是日本军大衣的土黄色,解放后染成了黑色。抗美援 朝又跟我过了鸭绿江。这天十分寒冷,我把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我和谢挺宇本 来爱开玩笑,现在什么话也不能说了。 他们在火车站就地批斗了我们一场。加上候车旅客,有上千人吧!从阜新造 反派批判的“调门”中,我猜得不错:他们在批斗会上说:“全国文化大革命的 形势大好,我们煤矿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同样是大好的,是轰轰烈烈的!我们揪出 了黑帮分子、反党作家谢挺宇,同时还揪出了他在沈阳的黑后台。现在我们揭发 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这场批斗会,只是由矿务局的造反派讲了这些话,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开 完一场,再转向下一个场地。 这天晚上,辽宁作协的造反派,也向我和思基交了底:“你们是不是谢挺宇 的黑后台,你们清楚,我们也知道。但在我们和煤矿职工一起开批斗大会时,你 们必须承认是他的黑后台!否则小心工人阶级的铁拳!同时你们还要明白:不管 在这里承认什么,你们的问题,还得在沈阳定性!”这就更明白了。我们必须说 假话,承认是谢的“黑后台”,而且这种假话心照不宣——“在这里承认什么都 可以不算数”,“还得在沈阳定性!”为免受皮肉之苦,我决心演好这次“戏”! 既然大家都是在演戏,那么就不要为说违心话感到痛苦。这时多么需要“阿Q ” “精神呀!否则,就活得很痛苦,很艰难。 这天,从阜新火车站到矿务局招待所,几百名煤矿职工和辽宁作协几十名 “陪同人员”,列队走在两边,我、思基、谢挺宇夹在中间,前面有大汽车开路, 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高帽黑牌过闹市”——我从来没有这么“风光”过。每 走到一个空旷的场地,就站下来开一次现场“批判会”。众人把我们围在中间, 由阜新造反派说些: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我们煤矿的形势也一派大好!我 们揪出了隐藏在我们煤矿的反党作家谢挺宇,还揪出了他在沈阳的黑后台,接着 是一阵“胜利”“万岁”“万万岁”的欢呼。没有让我们交待,也没有揭发我们 的“罪行”,十几分钟就“演”完一场。 到招待所时,我们站在门口,等着分配房间。这时有不少群众围观。有些小 孩子见我挂的牌子上写着“黑帮头子”,甚感惊奇,和他身边的小朋友讲:“嗬! 还是黑帮头子呢!”天真的孩子并不懂什么,他们以为我们是电影上那些杀人越 货、或者是青面獠牙的黑帮头子呢。听他们那么说,我挺起腰板,仰脸看天,装 着不屈服的样子。一个造反派看见我那个气派,觉得太不象话,用脚狠踢了一下 我的下腿,恶狠狠地说:“你的腿不会打弯呀?”我仍然站得很直,而且做“稍 息”状,左腿累了换右腿。他又踢我的脚,让我做“立整”姿势。我想,我现在 是被俘虏的“敌人”呢?还是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呢?自己革命了大半辈子,却变 成了革命的敌人。鸣呼,悲哉! 不多时房间分配好了。我和思基住在一间房子,没有谁肯和“黑帮分子”住 在一起。这也好,我们这对过去无所不谈的朋友,今天有机会谈谈了。 吃过晚饭,我和思基在院子里听广播。中央电台正播送上海市革命造反派, 夺了上海旧市委的权力消息,成立了“上海公社”。这就是著名的上海“一月风 暴”。到了这时,我也绝对相信思基,感到我说什么他也不会揭发我。听了“上 海公社”发表的“公报”和新华社评论,觉得实在滑稽:“无产阶级怎么自己夺 自己的政权呢?”可悲,可笑!我小声对思基说:“文化大革命纯粹是一场大悲 剧,大喜剧,大闹剧!” 实际上,这时的“悲剧、喜剧、闹剧”性质,远远还没有暴露出来,武斗还 没有真正开始,“你方唱罢他登场”的夺权“闹剧”,也刚刚拉开帷幕,但我已 经感觉到了。我这“三剧”的议论,在当时如果被揭露出来,完全可以定为“现 行反革命”。 当天晚上,作协的一个造反派又来大喊着交待:明天的批斗大会,你们在会 上一定要承认是谢挺宇的黑后台。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自己负!接着是小声 嘱咐:明天要游街,天冷,多穿点衣服。最好戴上围巾,脖子上要坠大牌子的… …。我十分感谢他的关怀,决心帮助造反派把这场戏演好。 可是,批斗大会上,我这个“黑后台”该怎么交待呢?说点什么事实呢?自 己交待也好,揭发谢挺宇也好,原则是不能给自己抹黑,也不要给谢挺宇留下 “后遗症”。想来想去:有了! 这天的揭发批判大会,是在一个电影院里开的。会议日程虽然是要我们交待 罪行并充当谢挺宇的“黑后台”角色。但要我们交待只是个形式;实际上是由他 们揭发。在这次批斗会上,还有一位省委宣传部负责干部工作的女副部长黄觉生 陪着。当时她还没有被打倒,只是让她来检查“干部路线问题”,为什么把我们 这些黑帮提到领导岗位上?造反派向大会解释说,她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开 会时,她坐着,我们则是挂着大牌子,作“喷气式”状。 会议开始先由黄觉生交待,接着是思基交待。黄是广东人,思基则是贵州人。 会场乱轰轰的,加上他们两个的口音难懂,还没有讲几句,就被造反派推到一边: “乱七八糟,都讲些什么呀,不老实!揭发!” 于是造反派便念一通事先准备好的批判稿子。 接着便轮到我了:“周韶华!交待!” 我按昨天晚上想好的原则:事实不能编造,既不能给自己留下查不清的问题, 也不能给别人背上历史包袱。此时听到叫喊,我便走到台子正中,弯着腰开始 “交待”。也许那个主持会议的造反派,看我们弯腰时间过长吧?我走到台前时, 那造反派说:“周韶华,抬起头来,让群众看看你丑恶的面孔!”我便有理由直 起身子,让弯得时间过长的腰休息一下。 我开始交待。因为我讲的是普通话,嗓门又大,一开口,台下嘁嘁嚷嚷的声 音立即停止了。 我说:“我交待,我的确是谢挺宇的黑后台,主要事实如下:第一、1960年 是我代表省委把谢挺宇送到阜新煤矿的。我嘱咐他的事共有三件:一是要好好在 这里生活;二是要好好在这里工作,三是要好好从事创作(这都是真的,接着我” 上纲“了)这都是现象,从本质上看,从实际上说,如果他写的东西有错误,就 等于是叫他在这里好好反党!第二、1960年,他的小说《断线结网》(反特题材), 受批判时候,群众本来要求给他处分的,是我保护了他,这又说明我是他的保护 伞和黑后台;第三、……” 因为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他们“揭发”,没有让我再说下去,一个造反派把我 推到一边:“胡说什么呀!不老实,揭发!” 他们一个接一个批判发言之后,散会游街。我们由造反派左右“护卫”站在 一辆大货车上,迎着北风,在阜新市转来转去,我记得批斗了十二场。这是“文 化大革命”中,我第一次挂上大牌子挨批斗。 这次批斗会,我也取得了一点经验:因为总是弯腰到九十度,挂的牌子宽大 一些才好,最好在一米以上,这样你弯腰做“喷气状”时,可以把下颚放在牌子 上,减轻一些下腿的重负。否则九十度弯腰,站几个小时可受不了。 回到招待所我马上写了一个“备忘录”,交给作协的造反派。我在“备忘录” 中说:我在会上讲的,事情都有,但过程和性质却不是那样的。我是为了把这次 会议开好,不能和群众' 顶牛' ,才这么说的。希望你们不要根据我的交待给谢 挺宇做结论。 这次批斗会还有一个“尾声”,不知道是阜新的造反派还是作协的造反派, 从谢挺宇的家中抄出了一本日记,日记本中就夹着个小纸条,是1961年我写的那 首讽刺整人“英雄”的打油诗。诗里借评剧《人面桃花》韵写着: 去年今日此门中,(指庐山会议后在东北旅社) 作协开会大斗争。(指文艺界所谓的"整风") 整人英雄何处去?(当时有人批判谢的《雾夜紫灯》是汉奸文学") 老谢依旧笑春风。 这首打油诗写于1961年,讨论“文艺八条”的会议上,那时政治生活开始宽 松。我写此诗纯系开玩笑。我写好交给老谢,他看后笑笑夹在笔记本中,以后大 概他也忘记了。没有想到此时成了我一罪状。 回到沈阳后,为这首诗,斗了我一场。我只好承认:对历次政治运动有不满 情绪,仇视积极分子等等…… (我们从阜新回来不久,就人说:阜新另一派造反组织揭露:这次揪出谢挺 宇和我们这两个“黑后台”,是旧党委利用“保皇派”抛出了两个“死狗”的策 略,是为保自己执行的一条“资反路线”,于是他们党委很快被冲击瘫痪了,当 权派也都打成了“走资派”,无一幸免) 由于从谢挺宇家里抄出来的我那首打油诗,使我忽然想起来,从1946年我调 东北工作,到如今二十多年,我的日记、笔记有四十多本。土地改革在乡下,解 放战争在前线,抗美援朝在朝鲜,历次政治运动我都有记录。不仅记录了自己经 历的事件,也记录了自己对诸多事情的观点和思想情感。在社会上红卫兵早已经 抄家了。辽宁作协虽然还没有抄家,但过去不抄,怎么能保证以后不抄呢?我记 得,大跃进时我就在日记上写过“大跃进做了一个荒唐梦!”还有这二年参加 “四清”,记录本记了不少属于社会上“阴暗面”的材料。这些东西如果被抄出 来,肯定要慝祸。 四十多本日记、笔记怎么处理呢?烧,肯定不行,象我对“上书”那样用 “撕”的办法也不行。四十多本,怎么撕?想来想去:“有了!” 这时天冷了,已经送了暖气。锅炉房就在地下室。前几天,几个年轻的锅炉 工人问我:“你不是写小说的吗?现在没有书看,把你家的书给我们拿几本来。 我们解解闷儿。” 我说:“我写的和家里所有的书都是毒草,是封、资、修一类的玩意儿,我 现在还敢放毒呀!” “我们工人阶级觉悟高,不怕中毒。”他们笑嘻嘻地说。 这天我把我的藏书装了两麻袋,把日记和笔记夹在中间,拖到地下室。“哗” 的一声倒在锅炉门前。我对锅炉工人说:“这些都是大毒草,不能让它再毒害人 民群众了。你们要是不怕中毒,可以挑几本,剩下的我就烧了。” 几个工人欢欢喜喜地挑了好多本,大都是古今中外名著,看来他们还真有些 文化。趁他们在翻阅,我借机把那些日记、笔记扔进大锅炉中去了。几十本日记 笔记,在喏大的锅炉中,好象扔进几粒黄豆似的,一点也不显眼。 事后我好后悔了一阵:这些都是我多年积累的创作资料,历史性纪录。好可 惜呀!可是现在是生存第一。 他们挑了不少著名作品,我也把日记、笔记烧光了。一个青年对我说:“谢 谢你!” 我说:“你们别揭发我' 放毒' 就行。” 他们喜笑颜开地说:“哪儿能呢?” 这是我第二次毁灭“罪证”。 从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掀起了“夺权”斗争。这时沈阳有四个厂矿业余 作者,带了几个停课闹革命的女中学生,来作协夺权了。他们的旗帜是“工农兵 文艺造反大军”。 “工农兵文艺造反大军”一进驻,就贴了第一号“通令”。“通令”内容有 三点:第一,以后作协的走资派,每天要向他们报到,接受他们批斗;第二,作 协的老编辑和工作人员要离开作协,因为他们受文艺黑线中毒太深,要长期下去 改造,不要作“园周运动”;第三,作协的汽车要由他们调配,等等。 一打眼便可看出:“工农兵文艺造反大军”来夺作协的权了。特别是对老编 辑们,所谓的不要作“园周运动”,意思很明白:你们下去改造就别回来了。作 协的造反派当然可以不理他们,都是造反派,谁怕谁呀! 我们这些“走资派”心中是明白的。现在“工农兵”吃香。他们几个也许是 工人,可是,你们四个工人就代表“工人阶级”呀!你是工人就有工人阶级思想 呀!纯粹是形式逻辑!可是想归想,我们每天早晨八点钟,要去向他们报到,接 受他们批判性的训话。 但是我们也不怕,我们都住在院子里,你们可得迎着冷风骑一个小时自行车, 来执行“训话”任务。老子可以奉陪到底。果然过了几天,他们就不在早晨训话 了。 工农兵文艺造反大军所谓的“训话”,也有意思。我们这些人站好一排,有 一个斜眼的年轻人,坐在沙发上,大腿压着二腿,摇晃着,说:“你们这些特权 阶层,精神贵族,过去尽执行文艺黑线了,腐蚀我们工农兵群众。你们坐在小卧 车上写作,还拿人民的血汗钱当稿费,你们有没有罪?” 我们都承认:“有罪,有罪!” 可是天呀,小卧车我们坐过,可是坐在小卧车上怎么写作呀! 如此等等。 他们开过我们几次批斗会。批斗内容说是:我们在编辑《鸭绿江》时,压制 工人作家。那个斜眼工人,可能是个诗作者,拿出一首他写的诗,刊物没有给他 发表。一看寄稿时间,正好是方冰值班当主编期间处理的稿子。那首诗是歌颂毛 主席的,不发表就有两项罪名:一是反对毛主席,二是压制工人作者。 工农兵文艺造反大军围着方冰,质问他:“为什么不发表,这是不是你们的 一条罪行?” 方冰有些口吃:“现……在看、看、看……还是不能发表……” 他们围着方冰,大叫一通。方冰仍然说:“尽……是、是口……号,没有… …诗、诗、诗、诗意……” “工农兵造反文艺大军”把他们的批判会内容,印成一期小报,只这一期, 那位诗人,就发表了四篇文章——他真过了“发表瘾”了! 小报印好了,他们又派我们到大街上去贴。我们都很听指挥。我和方冰一组, 迎着冷风,在要道口,捡显眼的地方一张一张地贴。方冰这个人干什么事都认真。 在要贴的墙壁上,先用手帕擦下浮尘,然后我刷浆糊。贴上后,方冰还用双手压 一遍。我向方冰说:“你打算让它变成铜墙铁壁呀!我们没有把他们这些破玩意 儿扔进下水道,就对得起他们了,你何必那么认真!也许过不了五分钟,就让新 大字报盖上了,你也真是' 认真' 到家了……” 方冰还是说:“习惯,习惯……”这是真的,他记笔记都是一笔一画的。 又过了一些日子,天津也有一个相同的工农兵文艺造反大军,不知道因为什 么,江青发了话,说是“反动组织”。进驻辽宁作协的工农兵文艺造反大军也就 不赶自撤了。 哎!夺权,都把人们弄疯了!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当时全国兴起一阵“三忠于”风潮:唱“忠字歌”, 跳“忠字舞”,做“忠字操”。集体生活时起床一睁眼第一句话要喊“毛主席万 岁”,早晨和晚上要对毛主席像,搞“早请示”“晚汇报”。到商店买东西和售 货员互相对话时,彼此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等等。 有一天,我感冒了,请个假到医院看病。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时患者可真 多。我提前在六点半就到了医院,长龙已经排出去有半里路了。过了八点,当患 者要砸门时,一个护士不慌不忙地走出来,大声说:“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 在挂号就诊之前,我们要对伟大领袖做' 三忠于' 活动。不做三忠于的,不给挂 号。” 她停了一下看看长龙又说:“现在请同志排成五行。” 于是长龙乱了套,这时自然没有人敢说什么,搞了老半天到底排成了五行。 女护士说:“大家跟着我做。”她按当时流行的动作,边唱边舞:“敬爱的毛主 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年老体衰的,捂着肚子的,一走一瘸的,被人搀扶着的,别说舞步和节奏了。 特别是唱到“嗨……千万颗红心……”配合的动作是转圈,有向左转的,有向右 转的,有转倒在地的,加上那身体不协调的姿态,太好笑了。可是这严肃的悲剧 和令人捧腹的喜剧,是没有人敢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