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上书”内容回顾 虽然想听天由命,但脑子还老是想着那两万言“上书”。现在我必须交待一 下其内容了: “上书”的第一段先自我亮了身份:我是什么人,目前在什么单位,干什么 工作等等。接着是一段“引言” 引言中讲:这几年我国经过了许多困难,吃了不少苦头。什么原因?主要是 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生活都不正常。对这些经验教训,如 果我们不健忘的话,起码二十年内,不会重复这种错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是,才过了四年,就又来了”文化大革命“,左得比那时更登峰造极) 引言还讲,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党中央毛主席要比我高明几百万倍,自己还 提什么意见、建议呢?但是,我多年在基层工作、生活。有在基层的感受和体验, 根据这些感受和体验,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如果对党中央在制订政策时,能够 有一点点参考作用,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 下面我一共提出了七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在中央制订“工业七十条”时,我建议增加一条 “关于第一书记的工作”。这封信,作为建议的一条,又重新申述了一番。我提 出:从马列主义原著中,可以找出许多例子:在第一国际马克思、恩格斯这些从 事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在决定重要问题时,都用投票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 可是这些年,我们党内,在各级党委中,在居多的情况下,都是第一书记说了算。 一把手个人就代表党。不管党委有多少分歧,只要一把手说了,就成了党的决议。 有时党委已经形成了决议,第一书记可以推翻集体的决定。这是违反民主集中制 的,“关于如何克服这种不正常现象,我也提出了几条实施办法。(1978年,我 就这一主题,写过一个中篇小说《深秋》)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高级干部如何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问题。我说,现在党 的高级干部,很难了解实际情况,在下去“视察”工作时,基层汇报的材料,参 观的地方,都经层层过“筛子”,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连参观路线都布置了岗哨, 为怕下毒药,做饭的大师傅都经过“政审”的,保卫工作象一堵墙似的,把领导 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这怎么能够了解真实情况呢?我说,在战争年代,阶级斗 争那么复杂,我们和人民在一起战斗,如鱼和水。现在我们掌握了政权,怎么那 么害怕群众呢?阶级敌人是有的,但不能为此造成我们严重脱离群众呀!为了克 服这种现象,我还提出领导建立一种“通信员”制度:高级领导应在基层聘请若 干通信员,他们每年必须给领导写若干封信,反映情况。如果反映错了,或者观 点不对,不得以此作理由抓辫子整人。我还建议:领导采取“微服私访”的办法, 我说“连封建帝王都能做到的事,我们无产阶级为什么做不到呢?”我还建议进 行保卫工作制度的改革。(1978年,我以这个主题写过一个短篇《在上面和在下 面》) 第三条是关于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我提出:“等额选举”不能充分体现民 意,候选人都是领导圈定的,只要上了名单,一定会当选的。要改为差额选举, 给群众留个比较大选择的余地。差额要多于三分之一。对于候选人的提出,领导 部门提出多少,群众提出多少,选举前如何评定候选人,候选人如何向群众讲解 自己的“施政”纲领,我都有具体建议。我以为通过选举,可以监督“公仆”。 我在信中还有这样的话:“目前有一些不称职的干部,还有些官僚主义者,不管 群众对他们有多大意见,只要领导信任他,你一万张”大字报“也”贴“不下来 他。”这种体制,他做任何工作,便只为领导负责,看领导脸色行事,而不为群 众负责,不为实际情况负责。要使他们“实事求是”地为群众负责是很难的! 第四条是关于在报纸上展开批评问题:我说:“从反右派以后,我们的报纸 很少刊登批评性的文字了,具有讽刺性的小品文、漫画都没有了,连反映群众呼 声的”读者来信“也看不见了。当然,国内外还有敌人,我们的批评稿件要掌握 分寸,不要为敌人所利用,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呀!”我建议党中央制订一个“关 于在党报上展开批评及反映群众呼声的条例”,以便在处理这类稿件时,有个准 则。在此以前,为了开展大跃进,破除迷信,我们曾经出版过一本《不怕鬼的故 事》。我建议编一本古今中外的帝王和领袖们,如何对待批评的故事集,甚至连 包括《周忌讽齐王讷谏》这样的文章篇目,我都点了好几篇。 第五是关于历次政治运动过“左”反右派扩大化问题。我从延安的“抢救运 动”讲到“三反五反”的“打虎运动”,又讲到反右派,反右倾等,把许多同志 打成这样或那样的“分子”。有的错案后来虽然斟别了,但损失已经造成,感情 已经伤害,这种损失是看不见又是很难弥补的。我特别讲了一些在大跃进中的情 况,我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空前组织起来的民族,领导好了可以改天换地,稍 一不慎,可能把地球搞坏”这里我举了四川都江堰在大跃进中随便“破除迷信, 敢想敢干”把有二千多年历史的水利工程搞坏,不得不重新改回来的例子。(我 当时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搞群众运动,但我反对“运动群众”)我说“我们是搞 革命的,搞革命就要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以后群众运动还是要搞的,但一定 要慎重,要经过试点,不能象大跃进那样一哄而起……” 第六我讲到高级干部的特殊待遇问题,我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但是升到 了一定的级别,出门有前呼后拥的服务人员,平常有特殊待遇,公出住高级宾馆 可以报销,那么我们到底还是不是无产阶级了?”就这方面的改革我也提出了一 些建议。 第七条,我谈了手工业改造问题。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我们连修皮鞋 的,小饭馆,理发店都“合营”了。他们是个体劳动者,他们不剥削别人,也不 会产生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后,他们按时上下班,群众感到不便,他们减少 收入,而国家却背上了包袱。…… 以上完全是一个党员向党讲的真话!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上书”意见的正 确性。但是,目前形势使我越回想越出冷汗:1962年,我晕了头了!怎么讲出那 些话呢? 按目前的“上纲”方法,我自己就能给自己定一串罪名: 第一条,是反对和攻击党的领导,否定党的化身的第一书记; 第二条,是攻击党是官僚主义的党; 第三条,是忘图用资产阶级民主改变无产阶级民主,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第四条,是以反映群众意见之名,行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之实,为帝国主义 和修正主义提供反共反华的炮弹; 第五条,是否定历次群众运动,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 第六条,是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搞平均主义; 第七条,是攻击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我一回忆起这些内容,象得了疟疾,周身打冷战。他们一旦到中央查到原件, 我很可能定成“现形反革命”分子,判个十年八年的徒刑,后半辈子就得到劳改 营度过了! 第二天,有人告诉我:去中央档案馆查你“上书”原件的两位同志已经出发 了。我象死刑犯等待处决似的。那几天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呀! 过了有十来天的样子,我见到北京外调的两位同志回来了。从他们见面时对 我的表情看,比较友好。我想,也许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化了。心中便安稳了许多。 (1980年,我以自己“上书”为题材,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上书》) 又过了两三天,十三连领导小组通知我,要我在全连(作协和文联同是十三 连)大会上,做一次深刻的自我检查、自我批判,以取得作协和文联各派革命同 志的谅解。如果群众通过了我的“检查”,就宣布“解放”我。 按照当时“解放”干部的程序:原来被打倒的干部,必须自己先写一份自我 检查和自我批判稿。稿子要交上去,经过审查。连队领导通过了,再送十二大队 领导审查、批准。这样才能在大会上和革命群众“见面”。检查之后要经过群众 的批判和评论,如果大家认为检查时态度沉痛,认罪好,挖根深刻,取得群众谅 解,就会同意解放你。接着由造反派讲话,连队和大队领导讲话,宣布你被“解 放”,接着还有革命群众代表发言,表示欢迎你回到革命队伍中来,成为一名同 志。因为,我是第一个被解放的当权派,还有十几个被打倒的老干部,也准备解 放,我的检查批判应该成为他们的榜样。他们作为“待解放”干部也要有代表发 言,学习我认罪的态度,自我剖析的勇气等等。 实际上,从“斗批改”以来,我已经自我检查、自我批判多次了。我慢慢也 摸出了门道:当他们不想解放你的时候,你检查得再深刻,也通不过;如果他们 要解放你了,你即使把第一次被他们批得体无完肤的检查再拿出来,也会被认为 是“非常深刻”的。这和做买卖差不多:适当时间可以讨价还价的。比如,我以 前检查过几次,只承认:我政治和路线觉悟不高,没有认清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面 貌,才执行了“文艺黑线”那一套。因为“文艺黑线”都是以“中央红头文件” 名义发下来的,自己没有分辩能力,所以认真执行了。这一方面说明我没有路线 觉悟,另一方面也说明黑线那一套很对自己的口味。自己是一个参加革命三十多 年的老同志,出身又很苦,对文艺黑线那么忠实,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反而 消极抵制,这说明自己已经惰落为修正主义的泥坑中了…… 这本来是一套假话,讲出来已经很违心,很痛苦了。可是当时被批判成“假 检讨”“根本没有触及灵魂”,完全是胡弄应付群众,是“欺骗”,“蒙混过关”。 离我所犯真正罪行,相隔十万八千里。…… 我也不记得是第几次批斗会了。我一改过去的态度,除了事实不能编(绝对 不能瞎编事实,这是我自己定下的基本原则),要“上纲”还不好办!于是我说: 我是一个贫农出身的穷孩子,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泥坑中越陷越深,以至惰落为 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自觉的,忠实的,积极的,不折不扣地执行修 正主义路线,成为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我的作品成为毒害人民群众的最毒最毒的 大毒草,成为他们的腐蚀剂。为国内外阶级敌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效劳…… 这次自我剖析,又被猛烈的大批判了一通:说我是在大帽子底下“开小差”, 根本没有真货。他们听了十分义愤,想用这种办法蒙混过关,是逃不过革命群众 雪亮的眼睛的。一定要我拿出“真脏实货”来。我当时真想跳出来大骂一通:他 妈的!我一贯积极为党工作,既没贪脏,又没枉法,有什么真脏实货?原来中央 下的文艺条例,文艺政策,盖着大印,现在都成了“黑线”了!当初那些领导为 什么不提醒我们?现在我们都成了罪人!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这是真话,地地道道的真话……我能那么说吗?不能,如果那样,我马上就 跳进万丈火坑中了。 我想,现在既然他们要解放我了,我不能出那么大的“价码”了。于是我把 最初的自我检查、批判重新拿出来,略加修改,交了上去。他们肯定还不满意, 提出些意见,他们退一步,我再进一步,就能“成交”。就是这个主意! 我交上检查稿的第二天,一个造反派拿着稿子找我谈话,态度很友好,他说: “韶华同志,你这份检查比原来有很大进步。可是要取得广大革命群众谅解,还 差不小距离呢。我们从泥坑中往外拉你,挽救你。你自己也得往前走呀!我们也 理解,一个人要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得有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不能太长。如 果有的群众对你不谅解,我们也可做做他们的工作,但是差距也不能太远呀!… …” “什么地方不深刻,我可以再加深认识。”我说。 于是他一、二、三……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但是没有给我戴我前几次检查 中那些大帽子。 我说:“你这些意见,对我启发很大,我一定认真考虑,把检查稿再修改一 遍……” 他停了一会儿,又问:“你是不是贫农的儿子?” 我说:“是。” “一个贫农的儿子,惰落为修正主义分子,难道不感到沉痛吗?” “是!”我违心地说,但表面很虔诚。 “你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讲到这一点,要沉痛。要使革命群众感到:你是 动了真感情的。大家感动了,对取得谅解很有作用。” 我非常感谢他诚恳的提醒。我又要演戏了。 我记得开“解放”我大会的那一天。大家先去会场了。我一个人眯缝着双眼, 坐了一会儿。我在酝酿情绪,想怎么表现得沉痛一些,可是怎么也沉痛不起来。 于是我悄悄用吐沫在双眼抹了一圈,表示自己曾经哭了一场。可能会议没有准备 好,他们老没有来招呼我进会场,吐沫干了,我又抹了两次,这样更象哭过多次 的样子。会议准备好了。一个造反派进来叫我。我低着头走进去。谁也不看,表 示我在所犯错误和罪行前面,沉痛地反省。当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在由周韶华作 检查。” 我站起来,仍然低着头,拿出修改过的稿子,一字一句地读着。我的声音有 些颤抖。当我历数了自己所犯错误、罪行后,说到: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是党 培养我成为作家。可是数十年的修正主义黑线专政,文艺界成了一个大染缸,我 变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是我背叛了我可怜的父母,他们现在还过着贫苦的生活, 可是我这个特权分子,却……“ 讲在此处,我动了真感情,实在讲不下去了。先是压抑着鸣咽,不让哭出声 来,后来怎么也压不住,不觉放声大哭,简直有点痛不欲生了…… 广大革命群众,连队领导和代表十二大队的领导,在我检查后一致认为,我 检查深刻,对自己所犯错误、罪行有了认识,态度诚恳,有痛心悔改的表示…… 从我的大哭中,可以感到韶华是多么痛心疾首…… 我当时的哭,确实是真哭,不是假哭。我是因委屈而哭,因违心而哭,因说 假话而哭呀! (关于我的两万言“上书”去北京查档案的情况,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到北京执行那次“外调”任务的一位同志告诉我的: 他们两人到了北京,找到中央档案馆,接待他们的军代表,是一位白发苍苍 的老同志。他看了盖着辽宁省革委会大印的介绍信,说:我们查一查,看看有没 有这封信。一个星期之后你们再来。 过了一个星期,外调的同志又去了,还是那位白发苍苍的军代表接待的。从 这位军代表的口气看,从档案中还真的查到了原信。军代表首先问我们那两位 “外调”的同志:“你们为什么要查韶华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呢?” 这两位同志答:“韶华是我们单位的' 走资派' ,我们要查一下他”上书 “的内容。” “韶华的' 走资派' 是谁定?” “革命群众定的。” “那不能算数。什么时候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了才算数。” “我们能不能看一看,最好是抄一份……” “韶华现在还是共产党员嘛。他写给中央的信既不能给你们看,也不能给你 们抄,你们群众组织没有这个权利……” 停了一刻那军代表又问:“你们学过' 九大' 党章吗?” 当时刚刚开过“九大”,他们答:“学过。” “' 九大' 党章规定: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什么意 见,可以给党中央写信,甚至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如果韶华这封信有问题,我们 会转给你们的。我们没有转给你们,说明这封信没有问题,你们回吧。” 他们既然要解放我,当然希望“上书”没有问题,这样,算是园满完成了外 调任务。 我现在还想不明白,这位解放军代表,为什么如此地保护一个和他素不相识 的人。是根据他在党内的生活经验,和我有同样观点呢?还是别的原因?我一直 非常感谢他。1985年我到中国作家协会任书记处书记时,曾经打听过这位白发苍 苍的军代表,想认识一下并和他谈谈,但事隔十多年,我没有打听到这位值得我 尊敬和感谢的同志。有人说我是“福将”,总是遇到好人,“逢凶化吉,遇难呈 祥”。如果拿回了原件,按当时的政治气候,肯定要定我为最反动、最系统、最 顽固不化的“三反分子”,谁也不敢,也保护不了我。 既然外调得到这么一个结果,我的被“解放”就水到渠成了。从此我仍然是 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我算是和大家一样,是平等的有“人格”和有尊严的“人”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