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要打倒我的人,反而救了我 那时农村没有白面供应,我跑十多里路,到康平县城买几斤挂面(挂面不要 细粮票),回家泡成面糊,掺苞米面做成发糕很好吃;豆油和肉食品少得可怜, 也是在县城饭馆买盘带肉的菜,回家掺在青菜中分几顿吃。生活虽然苦一些,但 独门独院,“关起大门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心情也算愉快。 我们这些党员,从被打倒那天起,就被停止了党的“生活”。虽然不算开除 党藉,可从来没有过过组织生活。几十几百万这样的党内“党外人士”,到底怎 么处理,总得有个“说法”吧!就在这年的八月,全县的老“五七”中的党员们, 在县委党校集中,由县五七领导小组负责,开始整党。经过整党,符合条件者可 以恢复组织生活。 在此之前,由于我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的关系密切,群众中的反映良好。 我在县“五七办”成为“改造”得比较好的老干部。那时农村干部的工作是很辛 苦而又艰苦的:组织生产,抓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收公粮、购粮,派公差, 生产队穷得叮当响,连买鞭梢的几分钱都得村干部想办法酬措。千条线,一根针, 什么事情都得通过农村干部这个“针眼”才能实行。工作既劳累,又不拿国家工 资,还要常常得罪人。因此,没有人愿意当村干部。每年到秋后,总有一大批 “撂挑子”的基层干部。要选择一个新领头人,公社或大队干部,几乎是要在他 家里软磨硬泡地说服、动员几天几夜。做本人的“工作”,做家属的工作,你不 干,“工作组”赖在家里不走,直到答应再干一年,才算胜利完成任务。这时, 也不知道是哪位“聪明”人,忽然有了重大发现:康平全县有七百多名老“五七”, 他们原来就是干部,有相当的工作经验,这是一批巨大力量,为什么放着不用? 把这批干部充实到基层,何患干部不够?于是有人就想起了我。 关于上面是怎么讨论我的情况的,我不知道。但公社的一位姓高,一位姓杨 的两位主任是这么和我谈的: “老周呀,你下放我们公社这一段表现很好,群众反映也不错。我们经过认 真讨论研究,决定结合你在东关大队作大队支部书记。” 当时,在众多“五七战士”都在野外修理地球的情况下,能够在基层担任一 个职务,真是党的信任、红色政权的信任,是何等光荣,何等出人头地的事呀! 应该说,我对两位主任的谈话,既没有感到吃惊,也没有高兴。我想得要更 复杂一些。我略作思索,说了几句基本上是真话的假话,我说:“高书记,杨书 记,非常感谢公社组织的信任。但千万不要这么安排。我们这些人犯的错误太严 重!一时也难改造好。同时,你们结合一个普通干部,恐怕不算回事,象我们这 些当权派,' 目标' 太大。如果你们用错了,对我倒是没有什么。可是,万一上 边怪罪下来,你们是要负' 路线' 责任的呀……” 杨主任不以为然地说:“你的档案我们都看了,不就是' 执行过文艺黑线' 嘛!那时都是盖着中央大印的' 红头文件' ,谁敢不执行呀!关于你的任命,县 革委会已经批准,' 县五七办' 又积极提议,你也不要推辞了。” 我说:“请组织上再考虑一下,我也得再想一想,结合' 使用' 我们这些走 过'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希望组织上慎重……” 我当时还有一些真话,没法讲出来:我这个外来户,单枪匹马,农村宗族派 性又复杂,不说别的,目前抓阶级斗争我抓谁去?“斗批改”,斗谁去?批谁去? 改什么?我今天“上任”,明天有人找我批一块房基地,我批不批?我如果在这 里干一年(哪怕是几个月)没有人砸我的窗户才怪呢。我刚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 去扯这个蛋,我才不当傻瓜呢。 可是我如果硬顶着不接受,也难办。共产党员有一条纪律:服从组织!如果 他们决定我非干不可,将如何是好呢? 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一位“上帝”救了我。 辽宁省军区有一位姓 L的副政委,兼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当时在辽宁省真是 一言九鼎。此时正好他到康平视察工作。地方革委会当然得向他汇报各项工作。 有关七百多五七战士的情况,应该是县“五七办”头头们向 L主任汇报的内容。 “五七办”一位头头向 L主任汇报情况,说了些干部走光辉的“五七道路”, 是如何如何地正确,对改造思想是怎样怎样地见成效等等,在列举一些老干部改 造得比较好的例子中,说:“到康平县插队的五七干部,通过劳动,通过和贫下 中农结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通过我们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们的思 想改造,都有很大进步……”作为他们的工作成绩,他以周韶华为例,说他们建 议并经过县革委会批准,要结合我任东关大队的支部书记。…… 据县“五七办”一位朋友后来告诉我:这时 L主任的反应很快,脸立即拉长 了,打断了县“五七办”头头的汇报:“韶华的路线问题解决了吗?……象这样 的' 走资派' ,不经过长期劳动改造和长期考验,是不能使用的……你们这么轻 率安排,路线觉悟哪里去了?” 没有想到,当时我向两位公社主任说的话,不幸而言中了。 就是这一质问,才挽救了我,没有被任命为东关大队的支部书记,我得以稳 稳当当地在乡下当一名老农。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年岁月。 L主任救了我! 可是这位救我免于“水火”之灾的省军区副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不久后 得癌症去世了。我感谢他……阿门! 可是,象当时抓“阶级斗争”的那句“口头禅”一样,大家时常说“树欲静 而风不止”,1970年 8月整党,又把我整了个不亦乐乎! 全县“五七”战士中的党员,集中在县党校整党,当时规定:每个党员都要 做“路线检查”,合格了,重新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我估计,县“五七办”的头 头们,在结合使用我的问题上,受到了 L副政委兼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批评,说他 们的“路线觉悟哪里去了?”他们得赶紧“转弯子”,在整党时拿我开刀,这是 最好不过的机会了。在他们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中,我从“好典型”一下变成了 “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当时许多干部是带着不满情绪下乡的。对干部们的心情,县里归纳为“三气”: 即“怨气”、泄气“、”不服气“。在这次整党中,县”五七办“规定每个党员 要向组织”亮亮“”三气“。那些年代,无论在党内和社会上,有一种共同的风 气:即来了什么运动,批判什么倾向,别人有啥,你也得有啥,没有多,也有少。 根据是:你不是在”社会真空“里生活。社会的风吹草动,你一定会受到影响, 不得有”特殊情况“。这就是”一刀切“的”理论根源“。所以一遇到这种情况, 你跟着走就是了。 我早就在实践中理解了这一点:在当时无论在什么场合,你无论讲什么话, 以含含乎乎,没有逻辑,没有层次,让听话的人莫知所云,让纪录者觉得没啥可 记,这是最高明的发言。可是偏偏我本性难移:讲个什么意见,人家一听就懂, 有毛病的话一抓就准。这次县“五七办”号召“亮三气”时,别人都亮了,我不 响应号召过不了关,也得“亮”。我说:“在创作上,我在土改时期,写农民; 在战争年代,写战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写工人。我写的都是工农兵呀!因此 在”文化大革命“中,说我”执行文艺黑线“我想不通,这就是”怨气“;被打 倒有”不服气“。我想,如果我是一块金子,被打倒了,埋在土里,以后肯定会 被发掘出来,而我只是一根大头针,被打倒了,埋在拉圾堆,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下乡之后,想一辈子当农民,这就是有”泄气“。 “亮”过“三气”,为“稳妥”起见,接着我进行了“自我批判”,说明我 存在这些“三气”,是如何如何的“错误”,我写作的都是毒草,为资本主义效 劳,自己再有“三气”是“不应该”的等等。 我“亮”过“三气”,由小组进行评议。开头几个人的发言,都说我“亮” 得真实,说了“活思想”,自我批判也比较深刻,同意恢复我的党组织生活。接 着主持会议的人宣布“休息”。我看见县“五七办”的一个黑脸头头和几个积极 分子,到另一间房子去了,一个小时才回来。我觉得情况有点不妙,他们肯定是 商量对策去了。 果然,会议再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主持会议的人说:“周韶华,刚才 名义上是' 亮三气' ,实际上是说他尽写工农兵了,是为自己也为文艺黑线翻案! 他说他是一根' 大头针' ,被扫到拉圾堆里去了,这是明目张胆地攻击' 五七' 道路!难道我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进了' 拉圾堆' 吗?……对于周韶华 的翻案行为,他散布的反动言论,我们必须批倒批臭!谁发言?” 于是先是经过“策划于密室”的布置,后是经过公开动员“群众”的启发, 大家纷纷举手,给我来了一阵重炮猛轰。 在大家发言的时候,我几次想发言为自己辩解。我要说:我亮过' 三气' , 只是第一层意思,接着进行了自我批判,我决没有翻案的意思;我讲“大头针” 的情绪,只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怕被打倒时的一种心情,和“五七道路” 毫无关系……。我一举手,会议主持人声色俱厉地说:“周韶华!你先听大家的 批判!不准你发言!” 我对他们断章取义,歪曲我的意见,连申辩的权利也没有! 历次运动如此,我也无可奈何!我清楚知道:原因是他们以前要结合我,受 了 L主任的批评,为摘清自己,才再把我打倒,让我来个“二进宫”的。 上午批,下午批,晚上又批到半夜,第二天又批。我心中上火,牙龈肿了, 不能吃东西,抽空去自由市场象地下工作者似的,买了几个生鸡蛋喝了。这件事 也被人揭发出来,说我是“支持自发资本主义势力!” 下放到康平县的,有辽宁作协几位党员干部。在批判我的时候,其他单位的 人不了解情况,这时便出来几个“揭老底战斗队”式的人物,又把《浪涛滚滚》、 寓言等旧账,翻腾出来批判我。在“文化大革命”对我批判最严厉的,在听到要 “解放”我时对我表示最关心的,在这次批判我时旗帜又是最鲜明的。鸣呼!悲 哉! 以前在武斗最激烈的时候,我曾经想过,这哪里是“文化大革命”呀,纯粹 是“武化大胡闹”。如果我还能写作,我一定要写一部回忆录,把这段历史传之 后代。为了不至于忘记,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在随身所带的笔 记本上,经常作些记录。可是,这些不能明记只能暗记的材料。我还作了万一笔 记本被别人看到的准备。其方法是:在笔记本后面的乱写乱画之中,“嵌”进我 要纪录的前后念不成句的内容。即使他们见了,也以为是胡乱写的,象是钢笔不 下水时乱画的道道,滴的黑点。也有装做练钢笔书法,胡写的各种字体。比较典 型的是记录“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我在旁边写了“革命委员会好”,记上 日期。在左下角写了个“黄”字(故意未写“皇”),左下角写了个“帝”字, 翻过一页写了“新衣”二字。这样,在我将来写回忆录时,一翻笔记本,就会想 起:某月某日革委会成立,叫作“红色政权”,象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 一样,实际上并没有衣服……我自认为我这些记录是谁也“破译”不了的。可是 我在党校受批判的时候,一看这个小本,心情就紧张起来。我想,天下的有心人 还是不少的,特别是敏感的造反派,更是多疑而会“上纲”。他们能够从一幅画 的乱草中发现“反标”,如果他们这时审查我的笔记本,发现写着“革命委员会”, “黄(皇)帝”,“新衣”,那些熟悉安徒生童话的人,还不追问我:“是何居 心?”呀!即使我不承认,说是自己随意乱画的,也无济于事。现在没有什么法 律,我承认不承认,他们照样可以定案的…… 想在这里,我愈发紧张了。这时过集体生活,这笔记本没有机会烧,撕了又 怕他们拚起来,那我更是“销毁罪证”了。于是在一个夜晚,人们睡下之后,先 是把小本装在裤裆里,到了厕所,把那些“黑话记录”扯下来,又撕成碎片,用 一根树枝挠和在大粪中。整个“操作”过程,没有被任何人发现。这才回屋睡觉。 心中象放下一块石头。这是我第三次毁灭“罪证”。 从党校回到东关屯,既然出了我这个“翻案典型”。公社的“五七”领导小 组也不能手软,于是又在公社范围批了我三天。 县“五七办”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走资派”翻案,就能定“顽固不化的走 资派”。“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就是敌我矛盾性质。县“五七办”已经上报省 革委会,要定我“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了。 这使我很费了一阵心思:我是否为自己写个申辩的材料?我要写呢?当然是 表示不服,和县“五七办”唱对台戏。如果他们本来想从宽发落我,可能为了我 和他们“顶牛”,反而非从重处理不可!我要是不写呢?不是伸着脖子干挨刀吗? 我即使被第二次打倒,也得给这些整人的家伙设置点障碍。于是我花了三天的时 间,写了一份“关于我在整党发言中的前前后后”,把我原发言是怎么讲的,批 判我的人是怎么断章取义批判我的。作为“备忘录”,我复写四份,寄给省革委 会、县革委会、县“五七办”各一份,我自己也留了一份底稿。 过了几天,忽然省革委会宣传组(相当于省委宣传部)一位副组长和目前结 合在省革委会原来作协的一位同志,双双来东关屯看我。他们先到县里,接着又 到县“五七办”打听我的地址,说:“我们是专门来看韶华同志的!”这位宣传 组副组长名叫石飞,是苏北解放区来的老干部,来东北途中,我们一路同行走了 几千里路。作协那位同志,虽然是造反派,但原来就是要“解放”我的积极分子。 那时人们都很敏感:既然省革委会的领导专程来看韶华,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号: 说明“韶华将来可能' 上去' ”……于是要整我的县“五七办”的黑脸、白脸们 也就不再提这事了。我没有从“座上宾”变成“阶下囚”,此事不了了之。 由于我在整党中的“翻案”事件,县“五七办”没有整倒我,我在他们眼中 再也不是老干部“继续革命”的典型了。我得以在乡下与世无争地,又是平安地 度过日月。农民从来不把上面定的什么“走资派”放在心上,对我仍然非常友好, 每天晚上我家里照样“顾客盈门”,劳动中他们对我也格外照顾,总是分给我轻 活计。我和“五七战士”们的关系也极端密切,东关大队有个“青年点”。这些 孩子离开父母、城市,在这穷乡僻壤中生活,“老五七”象是他们的父母。惺惺 惜惺惺,和我们也交了朋友。生活是颇不寂寞的。谁与世无争,谁就获得了最大 自由。那时我还有一句名言:“别人忘记你,你就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