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封建主义与“文化大革命” ㈠帝王思想,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 在封建社会,皇权是至高无尚的,朕即国家,朕即社稷。皇帝讲的话就是金 科玉律,即使是错的也是对的,臣民只有“谢主隆恩”的份,不能提出不同意见。 皇帝虽然也设有“谏官”一类的机构,但象海瑞似的,要给皇帝谏言,得同时给 自己准备一口棺材。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种传统不可能不影响共产党。 象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涉及到中国命运和前途的运动,毛泽东没有经 过任何党内的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研究、 决定,而是由江青在“暗箱操作”,炮制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而点起了熊熊大火。从1956年的“八大”,到1969年“九大”十三年不开党的代 表大会,从八届11中全会到12中全会,近三年不开中央全会,完全是违反党章的。 党的“八大”根据对形势、矛盾的分析而决定的路线,毛泽东在1962年的一篇讲 话“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给修改了。 “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后,从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可以看出,党内高 层领导反对这场荒唐的所谓“革命”,是大有人在的,连毛泽东自己后来也明白 “反对的人不少”。一个民选的国家主席,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凭毛泽东一 个人的意志,安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就给打倒了。在封建王朝喊“万岁!” “万万岁!”讲“我主圣明”!这些,和“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有 什么区别呢?林彪颂扬毛泽东,超过了历代对封建帝王的“三呼万岁”。在这种 “个人迷信”、“个人专断”的制度下,不仅不会有社会民主,也不会有党内民 主,只要靠“最高指示”,就可为所欲为了。 ㈡,与帝王思想相对应的是忠君思想。 中国是小农经济相当发展的国家,在小农意识中,都希望有个贤明君主和 “大救星”来统治和主宰他们的命运。忠和孝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标准。“忠” 就是忠君。历史上把“篡位”看成最大的罪恶。据传说,在殷纣王统治时期,周 文王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他仍然“恐惧”传说中的“流言”,以免犯“篡 位”之罪。王莽“篡汉”落下千古骂名,历史学家,都不承认他建立的“新朝” 这段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提出“三忠于”、“四无限”,立即风 靡全国,靠的就是这种忠君的封建历史传统。 封建王朝的大臣们,即使蒙冤被“赐死”,也要三呼万岁,“谢主隆恩”。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犯了所谓“反革命”罪的犯人,在被枪毙之前,所 喊口号往往是“毛主席万岁”。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许多人在监狱 中至死只怀疑是江青害了他们,都相信毛主席,给他老人家写信,希望救救他们。 有些人坐了十几年监狱,仍然矢志不移的相信毛泽东。他们从思想的深处,只能 怀疑自己犯了错误,而不敢或者不能怀疑毛泽东。就是在“大闹怀仁堂”时,老 帅们喊:“谭老板,不要走,和他们干!”这里指的“他们”,也是林彪、江青、 陈伯达、张春桥们,谁也没有说过毛泽东三字。 “忠君”在历史上是作为中华民族的最高美德而不断加以歌颂的。“忠君” 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存在于中国老百姓的思想观念中,没有人不受到 “忠”的思想教育。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忠”是衡量一个人好坏的重要标准。 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不继承这方面的遗产。 老干部,特别是象我们这些唱着“东方红”长大的干部,认为在中国革命的 历史上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认为他是不会犯错误的,是他领导着我们的党取得 了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受苦受难的人民。他应该是我们党的当然领袖,是无可替 代的领袖,自然也就是终身的领袖。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还有一种普遍的观念, 就是对党的忠诚和对领袖的忠诚是合二而一的。对党的忠诚的具体体现就在于对 领袖的忠诚。 按马列主义原理,党的领袖在党内是党的公仆,在社会上也应该是人民的公 仆。党的领袖是在党之中,不是在党之上。各下级组织对中央写报告,只写党中 央就可以了。可是在领袖和党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情况下,给党中央报告的上款都 写: 毛主席、党中央,有时只写“主席”,这就从组织上颠倒了次序。 ㈢森严的等级制度。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官大一级压死人。上下级关系是服从关系,没有 民主可言。 “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切都得按“先王的遗嘱”、“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家法”办。谁违犯了这种“遗嘱”、“家法”、“规矩”、“制度”,就象犯 了“天条”一样不可饶恕,置其于死地,就合理、合法。 结果“先王之道、圣人之言”成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演变下来,“马列 之道,领袖之言”也就成了“颠补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 过去我们的习惯是:办什么事,都必须引用领袖(马、恩、列、斯、毛)的 言论,有了他们的理论,就立于不败之地。可是马列主义又有一条基本原理:事 物是发展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应该发展。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他 们不是神,不可能预见百年以后的世界上的一切。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又不能 不有所“突破”,但又说“基本原理不能修改”。但什么问题可以突破,“基本 原理”的范畴都包括哪些内容,就没有什么人定个“尺度”了。尺度的随意性一 大,长官的意志,领袖的意志就成为判断的标准。 以“接班人”而论,谁来接班,意味着权力的转移。权力的转移,在世界上,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在封建社会,“先王”们不立 “皇子”呢?怕自己一口气上不来,没有个“遗嘱”,皇子们夺权杀得血流成河。 而先立了皇子呢?往往等不到交接班,就发生自相残杀的惨剧,不是接班人被废 (往往以肉体消灭的形式解决),就是“抢班夺权”(绝大多数也以肉体消灭的 形式解决)。据作者统计,中国自西周武王(约公元前1100年),至1911年的清 朝末代皇帝溥仪,共历经 882位在位皇帝、君主,其中有 288人死于非命,占在 位帝王、君主的32.6 %. 他们多数死于宫廷内部夺权斗争中的骨肉相残。(见作 者主编的四卷本《腥风血雨话宫廷》群众出版社出版)。为了避免这种悲剧,清 王朝想了个办法,在位皇帝把立“接班人”的遗嘱写好,藏在“正大光明”的匾 额后面。老皇帝死后,再取出来,弄个晴天霹雳。 毛泽东晚年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最后,华国锋还是靠一句“遗嘱”:“你办 事,我放心”,合法地接了班。这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创造了一个令人痛 心的先例! 办任何事情都要有“老祖宗的规矩”“老祖宗的家法”“先帝的遗嘱”和 “遗训”为依据。用我们当代人的语言,就是我们的行为准则,必须符合领袖们 为我们制订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人们的一切行为、做事、写文章,必须 引证:某某怎么说,某某指出,根据某某指示……如果谁违背了,就是“忤逆” 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就可以置之于死地……历代王朝都是如此,新中国一直到 毛泽东去世也没有摆脱这个怪圈。 ㈣,终生的人身依附关系。 首先是宗族家庭的的依附关系。在封建社会,个人对宗族或家族的绝对依附 关系是整个社会伦理体系的公理基础。这种关系是几乎其他所有社会关系的模版, 然后是依此为模式的向社会一切方向的推演。政治上“忠”是以“孝”互为表里 的,“君父”这个词的出现足以说明一切。在知识界则有“师生”、“门生”、 “同科”等等互为依附的关系。有了某一层关系,“你是我们的人”,大家便成 了“生死”不逾的朋友。在技术界更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旧社会山 头林立,帮会丛生。只要你加入了某个帮会,终身都可以依靠它。但你不要想脱 离它,而记述帮会行为规范准则的律法书名就叫做《家理》。“义结' 金兰' ” 之类的行为,就是在此规范下家族关系和社会关系嫁接的范例。在社会生活中的 所谓“江湖道义”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准则。对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有深刻的影 响。这种思想又不能不反映到党内来,在延安“整顿三风”中,要整顿的有“一 风”即反对“宗派主义”,也就是反对各“路”军和各个根据地的“山头”主义。 邓小平同志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 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个人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都分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互相喊着同样的 语录和口号,拚得你死我活,未尝不可以从这种封建的帮派传统中找到根源。 ㈤终身制和老年人的心理状态。 在封建社会,只要老皇帝还在,王储便不得登极。清朝的乾隆皇帝,因为康 熙在位61年,他不能超过先王,在位60年就退位了,像这样的开明皇帝是很少的。 人到了老年,因为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即使身体尚健,心理也会起变化。老 年人的心理特点是:怀旧,激动,易怒,偏执,孤独感,猜忌多疑,喜欢孝子… …这种感情虽然并不都表现为病态,但却是一种非健康的心理因素。这种感情色 彩,用于治家,只是在小范围内出问题,用于治国,就要产生重大的灾难了。 毛泽东指定了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刘少奇被毛泽东自己打倒了;林 彪呢?则要打倒毛泽东自己。象毛泽东那样能够“洞察一切”的英明领袖,为什 么总是选不准接班人?除了体制的原因外,老年人的心理状态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偏执易怒,便听不得逆耳忠言;猜忌多疑,便易发生冤狱枉案;喜欢孝子, 奸佞之徒就有隙可乘。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选择接班人,指定的接班人往往站不住,正是情理中事。 终身制,必然遭遇晚年问题,这是个无法开解的症结。 ㈥文字狱和忌讳 从汉朝到清朝,都有文字狱的现象。特别是清代,文字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 地步。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八年的历史中,发生了一百六十起文字狱案件。两 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说是讽刺满人没有文化;“明月有情还顾我, 清风无意不留人”,是“怀念前朝”。对于这类“要案”“大案”的惩处,“斩 立决”已算是仁慈的方式,就是株灭九族,亦不算扩大化。吕留良一案中,不但 吕氏家属亲族,就连门生弟子的家族都不能幸免。 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们是无师自通呢?是传统这个东西自然趋使呢? 反正文字狱是大大发展了。不但水平大大提高,数量也达到难以计数的地步。在 大批判中断章取意、胡乱上纲且不去说它。“太阳落山了”是攻击红太阳,“水 流千里归大海”是向往台湾,也可以不再提。因为毛泽东说过“东风压倒西风”, 有两个人讨论炉灶问题:一个说,我家的烟囱刮东风,不好烧,刮西风好烧…… 因为屋后有座山,产生倒烟……有人揭发说,这是“反对东风压倒西风”。还有 一个机关盖了一座门楼,大门朝西。门楼上方原来设计是竖立三面铁板制作的红 旗,红旗方向是向院里飘,好象是刮的西风。有人提出这是“西风压倒东风”犯 了忌讳,大门只好改成向东开。东门不临街,但是为了“东风压倒西风”,只好 如此了。因为当时每天的报纸上,捡字工人也不知道要捡多少个“万寿无疆”, 一时马虎,捡了个“无寿无疆”,马上打成“现行反革命”。把“实事求是”错 成“事事求是”,也是有意歪曲“最高指示”。有人在洗衣服,说衣服的领、袖 最爱脏,最难洗。也犯了污蔑伟大领袖的不赦之罪。……在“文化大革命”中, 到底有多少这类望风捉影的“文字狱”案件,根本无法统计。就是全国按二百件 计算,也远远超过清朝二百年的历史了。当然这类案件后来都平反了,但当时就 被杀头和坐牢而无法再吃后悔药的,也不在少数。 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建主义“沉渣泛起”的例子很多。典型的例子是忌 讳:“文化大革命”初期,认为“红色”是象征革命,提出把交通规则“绿灯走, 红灯停”倒过来,“左”是革命,右是反动,把集体站队“向右看齐”改为“向 左看齐”,因为行不通,没有推广开来。袁世凯统治北京的时候,北京的小吃 “元宵”和“袁消”谐音,不吉利,改为“汤丸”。大军阀汤玉麟占了北京, “汤丸”和“汤完”谐音,又改叫“宵夜”。这种“忌讳”的封建传统是一脉相 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