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合阵线 从世纪初到世纪末,那日渐远去了的,彷佛又日渐回归。历史是一位形容依稀 的老人,在疏离之际,他却悄悄来临--“五四”八十周年正向我们走近。 翻开历史卷册,你一定会发觉,我国的现代史,是以“五四”为其首页的。 “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为我国蒙辱的近代史打上了句号,并掀开 了现代中国觉醒振起的第一页。在历史的征途上,它影响深远,引导一代又一代的 后继者,为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当我们回顾和追思,那隐约 的风雷,激越的呐喊,彷佛仍回响在耳边。 这是一座丰碑。记载了许多,铭刻了许多,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这也是 一个富矿,包贮和蕴藏了各种各样,须得我们去寻找和发掘。其中有一个意义深远, 却鲜为人提及的问题,它就是:“五四”运动中的联合阵线问题。 一种思想理论,或一场运动,不论如何正确,倘不能被多数人理解和接受,必 也难以发挥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一呼众应,群起拥戴,原因是多方面 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团结凝聚的努力起到了作用。这运动有其特殊性, 那就是它的主要成员是学术界著名的精英人士。以北大为基地,《新青年》杂志为 宣传联络工具,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为核心人物,影响作用 由此幅射全国各地。运动从发动到深入开展,如火如荼,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 面。此中固然有时机、人心等方面的因素,但主要成员在爱国救国上的目标一致是 联合的前提;求同存异,化解矛盾,共同对敌的策略保证了运动的成功。当时的北 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想开明进步,他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 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 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然发展。”在聘任上,更是“不拘一格”用人材。这便是 一种“大包容”式的统战理论及其应用。但“兼容并包”并非无是非无原则,我们 从北大教师队伍的状貌可以看出,所聘的虽有如辜鸿铭、刘师培的“国故派”,但 其大力罗致的主要是思想进步,学识渊博而峥露头角的人士;恰也正是这些“道” 有所不同的人,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能捐弃异见而共赴大义,精诚团结, 一致对敌,保证了运动的迅猛发展。 稍加分析,便可看出当时新文化运动内部,是由几种不同的倾向组成了的联合 阵线。李大钊是先行者,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者之一,陈独秀运动初期鼓吹“全盘 西化”,俄国十月革命后,政治态度开始转变;被称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 是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而胡适则属于崇尚欧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 们既是运动的发起人,也是实际的领导者,但他们又各有其信念宗旨,也有其各自 拥戴的群众,是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尽管如此,他们却走到一起来了。 不能不承认,这与陈独秀提出,而为其他人一致接受,具有强烈爱国情绪的口号 “民主”“科学”有关;与蔡元培先生支持运动的态度和“兼容并包”团结凝聚的 方针,也是分不开的。以下再略举一二说明之。 事业的推动和发展,需要朋友和支持者,需要团结更多的人。这在新文化运动 中,李大钊先生可说是一个典范。他深知人才的重要,当毛泽东1918年秋来到北京 时,便将毛安置在自已主管的图书馆当助理员,不仅解决了所需的生活费用,也使 他有机会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并结识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而李写的“庶 民的胜利”等文章,热情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也对他思想产生了影响。毛 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 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原先主张“全盘西化”,但十月革命后,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思想逐渐 转变,开始在《新青年》杂志上撰写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 新文化运动是“五四”的前奏。如上所述,它的“联合阵线”虽然卓有成效, 但也有其不足--这就是,未能突破知识份子圈子,去联系发动社会其他阶层,形成 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在尔后的“五四”运动中,由于纠正了初期的局限,走向 社会,广泛宣传发动,方才赢得了工人、商界和市民们一致拥护支持,结成了盟军, 使运动声势大振,发展为全国性的规模。迫于群众声威,段祺瑞政府只得答应要求, 改组内阁,并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运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无论从性质或结果 来看,它都意味着广大民众爱国反帝联合阵线的胜利--亦即统一战线的胜利! “五四”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由此掀开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之页。毛主席在总结革命经验时,把“党的领导”、“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 并列,称之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党继承并发展了“五四”爱国联合阵线的 传统,制定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党派及一切进步 人士,组成了一个在爱国进步旗帜下并肩作战的统一战线--“得道多助”,而这正 是赢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 历史是一面镜子。但凡统一战线得到重视发展,革命便能转危为安,走向胜利 与巩固;凡是被忽视或遭受破坏,则必有反复或倒退。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后期, 由于极“左”路线的误导,统一战线被说成是“丧失立场”,“向封资修投降”的 修正义义路线,替而代之的是“唯成份论”与“阶级斗争”。结果是,昔日的同舟 共济不复存在,而“文革十年”更造成了全社会的惨痛厄运。 但历史的步伐总是向前的。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指导下,拨 乱反正,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积二十年之见闻体会,可以得出一些十分宝贵的 经验,但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其中之一,即“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新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一切都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今 天的“统战”,既有传统的衍续,也有开拓与创新。前者是主题的继承--即爱国主 义思想和社会进步的理念;后者则为方法与途径的因时制宜--根据新形势、新情况, 提出新任务。譬如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形势下,如何有效发挥“参政议政”与 “民主监督”作用的问题;譬如“一国两制”,从设想到实际应用,如何评价宣传, 并促进海峡两岸的早日统一;譬如对民营工商业主或个体经营者在发展经济中的正 确评估,及对其团结教育帮助的问题;譬如统战工作者如何改变陈旧观念,提高自 身素质,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更好地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统战工作如何从过去的经验与套路中走出来,与当前的中心任 务相适应配合?此外,新生代的海外华人,普遍地淡化了亲情乡情,缺乏爱国热情, 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统战工作亟需研究的难题。以上种种,都是崭新的内 容,是没有现成的路径可循的,得要我们摸索探讨,在实践中求得逐步解决。 对于统战工作,当前的形势十分有利,一是各级领导的重视。中央(89)14号 文件颁发后,“多党合作”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各地正着力于具体落实。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也在实施与逐步完善中;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与境外 差距日益缩小,社会稳定,国际地位提高,为统战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三 是统战网络的形成与作用的发挥。如台办、侨办、各地台联、侨联及为数众多的 民间“三胞”组织等等--他们在海外亲友的的联络与宣传上,更是起到了党政部门 难以起到的牵线搭桥作用。 去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把北大的传统归纳为”爱国、进步、民主、 科学“八个字,突出了爱国的主题。这既是”五四“的传统,革命的传统,也是我 们民族精神的延续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