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此前一年的八月,第十一次党代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年十一月,刘 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着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 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 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然而,这些都不过是政治框架内的思想解放运 动的涟漪。与此同时,保守与改革的争斗引发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 现了西单墙,一批民刊应运而生。 《今天》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 由惟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 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北岛在 这篇发刊词中写道: “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 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显然, 《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于当时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它无可选 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 觉。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 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 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芒克的某些做法,被其他成员视为违 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我相信, 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塔,而 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不过是一种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 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并在其后成 为 “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他们都是《 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郿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陈彬彬三位女性。 虽然李南的前夫当时是另一家刊物的成员,但她本人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这多 半由于她出身艺术世家。她的母亲和姨都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北京人艺的演员, 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负盛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南在与振开第一次见面时,讲述了 自己的故事:她的父亲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首都剧场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后 放逐到外地劳改,二十多年来,歧视的目光、划清界线的教育早已使她遍体鳞伤。 当人们纷纷祝贺他们合家团圆时,与父亲隔绝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内心充满了悲凉, 团圆的结局是虚幻的,而父女间的陌生却是永远的。李南没有想到,死死缠绕着她 的家庭团圆的故事,很快就被振开改写成文学版,小说《归来的陌生人》,发表在 《今天》第二期,主人公那无以言说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 程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的小女儿,一九七七年因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而 被牵连入狱。我坐牢时近二十岁,本以为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小玉那时只有十 七岁。除了同病相怜以外,我们两人之间的缘分还在于,虽然不是同案,但坐牢时 被关在北京城南的同一座牢房里。一九八一年,小玉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博士。似 乎是一种命定的缘分,一九八九年五月底,我们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相遇,我 们互相拥抱,激动得流了眼泪。小玉住在天安门附近的晨光街,稍后几天的一个清 晨,我们又一次在她家门口巧遇并匆忙告别,她按计划乘当天的飞机返回美国。我 们都没想到,怀着四个月大的胎儿,抱着仅一岁大的儿子,途中她因为受到非难, 一周之后才抵达美国。 我认为,列举这些人的背景,记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研究《今天》 的生成和影响并非赘言。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并不搞创作,他们聚集在一 起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这至少说明,在当时的中国,也许不仅仅在中国,纯粹的 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都无可奈何 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旦介入其中,将不可避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其命运的坎坷 也是可想而知的。时至今日,我的这段和《今天》有关的历史,仍然被不知情者认 为是我热衷于政治的表现。对此,我从不辩解,自由的意志和精神总是与现实社会 相悖的,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利,要么你就是这个现实社会的叛逆者。 《今天》创刊快二十年了,但我相信有一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日子。当年,对于 我这样一个经历了牢狱之灾的女孩子,《今天》就像是从深海里浮动出来的冰山, 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是流浪者的精神家园。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在一种精神 的感召下汇合在一起,并必然地从这汇合点向不同的方向出发。对于历史来说,这 是一个事件,一种现象,一场运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但不可 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命运。宇宙的规律告诉我们,星聚星 散有着它神秘而不定的规律,人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变,只 能是沿着各自命定的轨迹相聚与离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