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历史往往无公正可言,有些人注定是永远的发言人,另一些人则注定是永远的 听众,注定要被埋没。但是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有权选择是站在历史一边还是相 反,有权选择叙述历史的角度和方式。我想告诉对当年的情况一无所知的人们,同 时也提醒得益于《今天》的人,不该忘记那些曾经以献身精神“陷入”《今天》, 却因此而荒芜了的人。 用“荒芜”这种字眼来表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残酷的,然而事实也许比我所 能够通过文字表述传达出来的更为残酷。 《今天》创刊时,崔德英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是通过别人 介绍,还是自己找上门来而走进这个圈子的。小英热情、谦和而柔弱,用一手整齐 的字为杂志刻写蜡版,后来她也开始写作,但作品没能引起大的反响。那时她是北 京一家国营纺织厂的女工,为了杂志的事她常常请假甚至旷工。后来她与黑大春一 起遭遇不测,也从此丢了饭碗。如果她从此脱离这个圈子,成为一个普通人,一定 早已成了人妻,成了人母,也多半成了生活清贫的下岗女工。然而她没有。或许是 因为富有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对她充满了诱惑,或许她看清了凭自己的遭遇已经不可 能被正统接纳,总之她越走越远,辞了职,有一段时间她在一凡的公司工作,后来 患了精神分裂症,不止一次住进精神病院。 一九九四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她突然打来电话,说要来看望我。电话里我 觉得她很正常,见面之后她告诉我,她已经皈依佛门,并且打算领养一个被遗弃的 女婴。我一本正经地劝说她领养孩子对她不合适时,她又改变话题说要做古玩生意, 我这才意识到她仍然处于病态。有一段时间她常来我家,有时住一两天。她仍然热 情、谦和而柔弱,只是喋喋不休,并且开始吃全素念佛。近来听不到她的消息了, 向别人打听才知道,她又住进了精神病院。 我无法形容对小英这种状态的感受,是同情,是惋惜,还是怜悯?我不知道应 该责怪谁,是她本人,还是看着她一步一步出离了生活的每个人? 诚实地说,我很少想到她。每次想到她,心的深处会隐隐地疼,但那只是一瞬 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帮助,而 我却不止一次地到北京郊区去看望住在福利院的郭路生,张罗过资助郭路生的捐款 基金。在我的意识里,没有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也深知,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 自己选择的,谁也无力为别人承担后果,但小英在我的记忆中常常被遗忘却是事实。 小英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被放逐而无法返回生活的 其实不止小英一个。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谈谈小英,同时也谈谈我自己的心态。 当年办《今天》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我们也还太单纯,为浩劫后的幸 免于难而庆幸,对我们的奋斗和抗争充满了幻想。然而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之后, 中国发生了更多没有料到的事情。震惊之余,不能不自问:我们还需为我们的幼稚 和肤浅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 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灾难,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 漫漫自由之路上徘徊。我们的子孙会给我们以同情,但未必会为我们而骄傲。任何 漠视灾难的成功,漠视牺牲的辉煌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