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假释陈伯达 王力写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 天,中共中央派人向正在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 “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 ※ ※ 就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关注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的那些日子里,在北 京秦城监狱关押着一位“大秀才”,他只是风闻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却不知其详。 他极为关注这一审判,曾经多次要求看《人民日报》,却遭拒绝。 这位“大秀才”,便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所以,平常王力总是称陈伯达为“老夫子”。王力本来跟陈伯 达没有什么交往。解放初期,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 1953年,王力被派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长。1955年 10月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 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从此,王力成为“老 夫子”手下的一员文将。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 意,出提纲,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 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自1964年起,列席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总是说:“请王 力同志为我‘翻译’。”于是,王力便成了陈伯达的特殊“翻译”。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 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对此事负责的应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 力、关锋头上。 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 经,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上书“邓力群同志并党中央耀邦、 小平、彭真、乔木、克诚同志”。王力写道: “《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内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 陈伯达的名”。然而,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灵敏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 点。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 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 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 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 王力说:“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 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命’,坏事不会少。 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以事实来说明 “《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未系统讲,更没有写过。如调查证实, 我建议党中央考虑这些因素。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 的机会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末, 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 滥刑。”这是个千古名言,不幸,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王力长期在党内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 “《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何况他自 己当时也是在囹圄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就个人关系而言,王力与陈伯达过去有合作,也有诸多矛盾。特别是王力下台,跟陈伯 达朝他身上推卸责任不无关系。 不过,就法律语言来说,假释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认为假释之日亦即释放之日。 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 的,要对他“假释”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这封信要求“假释陈伯 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两人前往公 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据陈伯 达回忆,大意是: “这几年陈本人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 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 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 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其中所说的陈伯达“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这“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江青、康生、张 春桥。至于“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则显然透露了保外就医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