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阎红彦之死 “中央文革”权重一时,组长陈伯达“管得宽”,不仅支持湖北造反派揪王任重,而且 过问云南省的“文革”。 阎红彦当时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云南的第一把手。1955年被授予将军衔。 阎红彦在“文革”中的惨死,陈伯达负有一定的责任……阎红彦是陕西安定(今子长) 县人,生于1909年。他16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陈伯达说,1933年,阎红彦在张家口察哈尔抗日同盟工作时,便与他相识。1934年 7月,阎红彦受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遣,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并在苏联学习军事。 翌年回国,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黄河游击师师长,第三十军军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 解放后,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引 起毛泽东的注意,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关于高岗。 阎红彦早在30年代初,便曾与高岗共事。那时,在陕北临直镇的战斗中,高岗临阵逃 脱。作为游击队的总指挥,阎红彦曾给过高岗以留党察看的处分。这样,高岗记仇于阎红彦。 1942年,在延安进行西北历史经验教训总结时,高岗借机整了阎红彦。从此,阎红彦 被整得抬不起头来。 1945年,在中共七大,阎红彦向刘少奇反映了高岗的问题,刘少奇把阎红彦的意见记 录在案。 这样,当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高岗进行批判时,刘少奇说起阎红彦早在 9年前就已向中共中央反映了高岗的问题,并从档案中调出阎红彦当年的谈话记录,表明阎 红彦的意见完全正确。阎红彦从此在政治上翻身。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见到阎红彦,表扬了阎红彦对高岗进行斗争的精神。 1958年冬,阎红彦奉命调往云南,成为那里的第一把手。 阎红彦到云南工作后,又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那是在196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阎红彦《关于云南弥渡县解散公共食堂的调查报 告》上,作了批示: “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 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经毛泽东指示,阎红彦的调查报告印发全国。 “文革”风浪骤起,阎红彦却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那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由陈伯达起草的《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阎红彦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理 解”。阎红彦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说起了自己的“不理解”,廖志高也深有同感。于 是,他俩在小组会上,都谈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 这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毛泽东见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时,问道:“听说,阎红彦、廖志高的思想到现 在还不通呢?” 李井泉连忙遮掩道:“他们想通了,想通了!” 这消息又很快传到云南,阎红彦马上成了造反派“炮打”的头号目标。 紧接着,1967年10月阎红彦又去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矛头指向刘少 奇、邓小平。江青、陈伯达召集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揭发邓小平,阎红彦却站出来为邓小平说 话。 于是,康生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阎红彦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阎红彦 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 ※ ※ ※ 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 “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 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回到云南,阎红彦便处于造反派的猛烈“炮轰”之中。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头目黄兆麒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斗。 为了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当天下午5时,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 送往昆明市郊一个军事要地———小麦峪。 小麦峪离昆明大约20里,那里山势险峻,是一个秘密的军事重地。云南造反派找不到 阎红彦,急急上告“中央文革”。 1月8日凌晨1时,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响起北京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共云南省委 副秘书长王甸,一听电话,啊,来头不小:“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要找阎红彦! 王甸当然知道阎红彦的秘密行踪,便给小麦峪挂电话。 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听说陈伯达来长途电话,不敢怠慢,叫醒了阎红彦,问他接不接电 话? “把电话接过来!”阎红彦翻身下床,拿起了电话耳机。 不一会儿,电话耳机里响起了难懂的福建话。阎红彦实在听不懂。汪东兴正在陈伯达那 里,临时由汪东兴充任“翻译”。 陈伯达的话非常刻薄: “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 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 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一听,肺都气炸了,激动地大声道: “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 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 们究竟想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 的!” 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 “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 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陈伯达说罢,挂断了电话。 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 阎红彦无法再入眠,到隔壁房间里,对云南省长周兴诉说了刚才陈伯达打来的电话。 “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阎红彦气呼呼地对周兴说。 “到天亮再说吧。”周兴劝慰他。 “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当时,周兴未听出他话中 的特殊含义。 清晨4点多,小麦峪响起汽车轰鸣声。一大批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从昆明赶来 捉拿。 秘书曹贤桢风风火火跑去报告阎红彦。阎红彦大约太累了,秘书大声喊他,没有应声。 秘书开灯一看,大吃一惊:阎红彦自杀身亡! 阎红彦在临死前,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事后才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 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阎红彦之子阎泽群是笔者北大校友。1991年4月,他从北京给笔者来信说:“后来, 在1967年3月反击‘二月逆流’中,陈伯达曾在两次重要会议上谈到阎红彦之死(可惜这 些材料因我当了十年‘反革命’而被抄走),记得他的讲话的大意是说:有些人未被敌人的 枪所击中,但抵御不住敌人的糖衣炮弹,说阎红彦害怕群众。另外,就是表白他与阎红彦过 去并无多少来往,等等。”直到漫漫长夜过去,阎红彦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的骨灰被迎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邓小平、胡耀邦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